维诺要求自己遵守乌力波人所珍视的规则，即严格的概念框架，这反而推动他发挥了最大的创造力，在一部重要的作品中找到了实践的机会：对法国乌托邦主义者夏尔·傅立叶的著作进行选编，其中包括《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新世界》以及其他关于和谐社会中的工作、教育、建筑的著作。这是一项以历史和组合的方式重新审视长期文明事业的工作，寻求个人与社会、自然与历史、激情与理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点。《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也以另一种方式谈及了这一点。
《傅立叶著作选集》，1971年在卡尔维诺主编的“埃伊纳乌迪新世界”丛书中发表。
“对文明的批判占据了傅立叶著作中的很大篇幅。但是，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批评家对文明做过批判，现在仍有很多。这并不是让傅立叶在同类作家中独一无二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且用最详尽的细节来描述它，从它的动机机制来分析它。”(1971)
将乌托邦置于危机之中的总是地点。在哪里实现乌托邦呢？在现存社会的边缘，通过典范的美德使社会实现转变吗？那么，从改革的激进主义到改革主义的妥协，仅一步之遥。在一个新世界，在某些处女地，还是在一座荒岛上？（我们不要忘了，乌托邦诞生于哥伦布航海之后。）但是，我们知道，不属于任何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输出一种文明的行为叫作殖民主义，即使我们确信是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不同于大都市文明的文明。傅立叶说，他万事俱备，只等一个赞助人来开启他的和谐社会。然而，当他的追随者准备将他的社会模式付诸实践时，他却匆忙退出。他知道，或者至少预感到，在脱离了书面文章，脱离了说教性的演说之后，他的体系就将失去反对所做过的或者所说过的一切的力量，也就是绝对的反对力量。
1967年，卡尔维诺一家在隆基。和他们在一起的男孩是梅塞洛，他是埃丝特在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
今天，在傅立叶的读者中，不乏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今天，在我们由休闲娱乐构成的文明中，傅立叶的理想是否得到了部分实现，比如在像地中海俱乐部那样的机构中，空闲时间是否得到了精心的计划？这个疑问足以摧毁他的学说大厦。然而，我认为傅立叶的学说能够承受住冲击，不会被撼动：与今天的对比，突显傅立叶关于建立所有人幸福的激进组织的想法，与目光短浅的商业幸福是格格不入的。
我认为，对十九世纪初的另一个恢宏计划，即对圣西门的理念的讨论是完全不同的。圣西门提出了“工业社会”和实业制度的模式。可以说他的模式取得了胜利，并且将美国与苏联都推向了顶峰，即使两者选了不同的道路。（尽管他希望将军事手段排除在外，但在这一点上，现实比预言要滞后很多。）缩小与可能之间的距离，对乌托邦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正如圣西门所言，要么化为灰烬，要么自我升华。
相比之下，西哈诺与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纳的乌托邦思想更具幻想性，更胜一筹。因此，在1968年前后，我读傅立叶的作品，就像阅读诗人、小说家、道德家的作品一般，也就是说我想获得一种幻想与道德的体系。（让我感兴趣的，是建立在准确性、严格的方法论和分类基础上的一种反镇压的道德，这样的例子十分罕见，尤为独特。）
如果我在这里提起那个建议，那是因为它很少被人关注，我无法验证那个建议在别人那儿和在我这儿的结果是否一样——也就是不满。我的方法有些不正确的地方。诗人、小说家和道德家（我说的是那些名副其实的人），这些人一旦成为你喜欢的人，就会始终追随着你，但空想家不会。乌托邦没有深度，你可以分享它的精神，相信它，但离开书页，它就无法在世界上继续存在，你无法依靠个人力量将它延续下去。合上书，傅立叶不会追随我，我不得不回去翻阅书页，重新找到他，欣赏他，他依旧在那里，固执而清晰。但是我明白，一旦我还清了因钦佩他而欠下的这份债，之后我每走一步都是在离他远去。
当然，最近我对未来社会的感官表征需求也减弱了。这不是因为生命论对不可预知之事的诉求，也不是因为愤世嫉俗而屈从于更糟糕的东西，或者因为认识到哲学抽象性的优越之处在于能够指出我可以期待的东西，而可能只是因为我所期待的是其他更好的东西，它隐藏在阴影笼罩的岩层褶皱中、斜坡上，要找到它，就要在那些因最为精确的计算而无意带来的大量效果中去寻找，真理就在这些效果中，而非别处。今天我所寻求的乌托邦既非固态也非气态，而是一种粉末状的、颗粒状的、悬浮的乌托邦。(1973c)
极少与人会面、大量的阅读、有条不紊的工作，穿插着必要家务劳动的乐趣，这些构成了《可爱的垃圾桶》的主旋律。毕竟，巴黎虽然特点鲜明，但对卡尔维诺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场所”，是一座可以让他隐形的城市，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他可以在那里静静地观察世界。
有几次，我出自本能地将虚构故事的背景设定为纽约，而我一生中只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几个月。谁知道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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