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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名美国上校住在特种棚屋的一个单间里。他在这里享受特殊待遇，晚上可以自由走出棚屋，吃特种伙食。据说瑞典政府出面查问过他的情况；罗斯福总统曾通过瑞典国王为他求情。

有一次，上校送给生病的俄国少校尼科诺夫一大块巧克力。在这座特别棚屋里，他对俄国战俘最感兴趣。他试图同俄国人谈谈德国人的战术和战争的头一年俄国人失利的原因。

他经常主动同叶尔绍夫攀谈，望着俄国少校那双充满智慧、严厉而又快活的眼睛，他忘记了对方不懂英语。

他似乎感到奇怪，一个相貌如此聪明的人居然听不懂他的话，也听不明白他谈到的可以使他们两人大为激动的话题。

“难道您一点也不明白？”他伤心地问道。

叶尔绍夫用俄语回答他：

“我们尊敬的中士精通所有语言，就是不懂外国语。”

然而，集中营里的俄国人毕竟可以通过微笑、目光、拍打脊背，以及十几个被歪曲的俄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单词，同分别属于几十个语言不同的民族的犯人交谈。他们谈论友谊、同情、帮助，谈论对家庭和妻子儿女的爱恋。“同志、好、面包、马桶、孩子、香烟、干活儿”，再加上十多个产生于集中营的词汇：管辖区、区段长、警察、恶棍、集合号、操场、值班室、飞机场、卫兵，足以表达囚犯们既简单又复杂的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事情。

有些俄语词汇如同伴们、烟叶、同志，已被许多民族的犯人所运用。俄语单词“弱不禁风的人”已成为囚犯们的通用词语，他们用来表达接近死亡的囚犯的身体状况；这个词已成为56个民族的囚犯们的共同语汇。

伟大的德国人民凭借着十多个单词闯进伟大的俄国人民居住的城市和乡村，数百万俄国村妇、老人、孩子和数百万德国士兵运用一些单词：“母亲、先生、举起手来、母鸡、鸡蛋、完蛋”来表达彼此的意思。这种交谈往往得不到任何好结果……

苏军战俘们之间同样无法达成协议：一部分人宁死不愿背叛祖国，另一部分人则打算加人弗拉索夫？的叛军。他们交谈和争论得越多，就越不能互相理解。后来他们都沉默下来，彼此之间充满了仇恨和轻蔑。

①弗拉索夫原为苏军中将，卫国战争中背叛袓国，组织反苏军事组织俄罗斯解放军，为法西斯效力。

这种哑巴式的沉默和盲人式的谈话，这些被恐惧、希望和忧伤连在一起的稠密混杂的人们，这些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的互不理解和相互仇恨，都悲剧式地表达了20世纪的一种灾难。

六

下雪那天晚上，俄国战俘们的谈话显得特别悲伤。

就连一向精力集中、意志坚强的兹拉托克雷列茨上校和旅级政委奥西波夫也变得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大家被忧伤压抑着。

炮兵少校基里洛夫坐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上，耷拉着双肩，轻轻地摇着头。看样子不仅他那双乌黑的眼睛，而且他那庞大的身躯也仿佛全都充满了忧伤。

毫无希望的癌症病人往往流露出这样的眼神。望着这样的眼睛，甚至最亲近的人也会同情地盼他早些死去。

面孔焦黄、爱出风头的科季科夫指着基里洛夫，小声对奥西波夫说：“他要么上吊自杀，要么投向弗拉索夫叛军。”

莫斯托夫斯科伊轻轻揉了揉长满花白胡子的面颊，说：“听我说几句吧，哥萨克好汉们。形势的确不错。难道你们不明白？对法西斯匪帮来说，列宁缔造的国家存在一天，他们心里就难受一天。他们别无选择——要么吃掉我们，消灭我们，要么他们自己被消灭。要知道，法西斯匪帮仇恨我们，这恰好可以验证列宁事业的正确性。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验证。你们要知道，法西斯匪帮对我们仇恨愈大，我们愈要坚信自己的正义性。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他突然向基里洛夫转过身来，说：

“您这是怎么啦，啊？还记得高尔基遇到过的一件事吧？当他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时，一个格鲁吉亚人向他喊道：‘你怎么走起路来像母鸡，要抬起头来走路！’”

大家都笑了。

“对，对，让我们抬起头来吧。”莫斯托夫斯科伊说，“你们想一想，幅员辽阔的、伟大的苏维埃国家正在捍卫共产主义思想！让希特勒对付这个国家和这种思想吧。斯大林格勒在挺立着、在坚守着。看来，在战前，我们有些螺帽有时是否拧得太猛了，有时是否太残酷无情了？不过，现在的确连瞎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目标对头，手段是可以谅解的。”

“是的，我们有些螺帽的确拧得太紧。您这话说得对。”叶尔绍夫说。

“拧得还不够紧，”古济将军说。“要是再拧紧一些，就不至于让德国人打到伏尔加河。”

“我们无权教训斯大林。”奥西波夫说。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要是死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和潮湿的矿井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不应该想这些。”

“那么应该想什么？”叶尔绍夫大声问道。

坐在这里的人彼此对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