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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愁眉紧锁、陌生的面孔。

达伦斯基也抽起烟。

鲍瓦借着火柴的闪光，见到t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子的达伦斯基的脸，它显得冷淡、无情、陌生。

正是打这以后，不知为何不该进行的交谈开始了。

“没错，”鲍瓦说，但这次没有拖长声音，而是短促生硬，“是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帮我们落到了这种地步。”

“官僚主义是件坏事。”达伦斯基说，“我的司机说：战前在农村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不提上瓶酒，集体农庄里谁也不给开证明。”

“您别笑，没什么好笑的，”鲍瓦打断他的话，“您要知道，官僚主义不是闹着玩儿，它在和平时期鬼知道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可是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更坏。飞行部队出过这么一档子事：一个飞行员从着火的飞机里跳出来，他的飞机被梅塞机击中，自己倒安全无恙，只是身上裤子烧焦了。可是，不发给他裤子！简直是胡闹，军需主任拒绝发放，说是：没有到穿破的期限，没什么可说的！飞行员没有裤子呆了三天三夜，直到事情闹到兵团指挥员那里为止。”

“嘿，请原谅，这是无稽之谈。”达伦斯基说，“就因为某地的一个傻瓜迟发一条裤子，也不会使军队由布列斯特撤到了里海附近的荒漠……”

鲍瓦酸溜溜地哼哼说：

“难道我说过就因为一条裤子吗？我再给您说件事：一个步兵分队陷人了重围，人们开始没吃的。飞行部队接到命令用降落伞给他们空投食品，可军需机关拒绝发放食品，说是：我们需要他们在提货单上签字，可要是这些口袋从飞机上投下去，找谁在单子上签字？军需员固执己见，就是不给。最后用强迫命令才说服了他达伦斯基冷冷一笑：

“滑稽可笑，但依然是小事一桩。形式主义而已。在前沿条件下官僚主义可能表现得更可怕。你知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吗？几百人受到德军的猛烈袭击，只要把他们领到高地背面的斜坡，就安全了，不会有任何战术损失，技术装备也能保存下来。但却有一道‘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非让人们在炮火下坚守，结果人员装备全完蛋。”

“对，对，完全正确，”鲍瓦说，“1941年从莫斯科派来两名上校434

到我们集团军检查这道‘不准后退一步’最高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没有汽车，可我们三昼夜从戈梅利逃了二百公里。我让两个上校乘坐我的吨半卡车，免得他们给德国人抓住。他们在车厢里边哆嗦，边求我：‘请将贯彻不准后退一步命令的材料向我们提供一点吧。报表制度，有什么办法！’”

达伦斯基往胸腔里深深吸了口气，仿佛打算往更深的水里扎猛子。他大概扎了一下后说：“官僚主义确实可怕。一名红军战士，机枪手抢占了高地，一个人对付七十名德国兵，阻止他们的进攻。他牺牲后，全军低头，为他脱帽致哀。可是他那害肺痨的妻子却从住所里给撵了出来，区苏维埃主席大叫大嚷：‘滚，不要脸的女人！’。您知道吗，命令一个人填满二十四张履历表，最终还得在会上自己承认：‘同志们，我不是你们的人。’这就是官僚主义。瞧，不定什么时候，有人会说：是的，是的，国家是工农的，可我的父母是贵族，是不劳而获分子，请把我赶走吧，这样就安定了。”

“可我没见过这类官僚主义，”鲍瓦反对道，“确实是这样，国家是工农的，是工人和农民管理国家。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对的。资产阶级国家才不相信穷人哩。”

显然，达伦斯基对交谈者完全不往那方面想感到吃惊。

鲍瓦划着一根火柴，没点烟，而是用它往达伦斯基那边照了照。

达伦斯基微微眯缝起眼睛，那感觉如同在战场上被敌人探照灯的光亮照着一般。

而鲍瓦说：

“我可是纯粹工人出身，父亲是工人，爷爷是工人。我的履历，一清二白。可结果呢，这些在战前同样对我不管用。”

“怎么不管用？”达伦斯基问。

“在工农国家里对贵族哪怕采取了些慎重手段，我并不认为是官僚主义。可是，战前为什么要抓住我一个工人的后脖领子呢？

我记不得是罚我上水果蔬菜公司拣土豆了呢，还是罚我去打扫了街道。就因为我批评了上司，说他把住所搞得太漂亮了。可我恰恰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提出自己意见的。瞧，他们就给我点厉害瞧瞧。以我看，这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恶果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工人蒙受到痛苦。”

达伦斯基立刻感觉到，交谈者在自己这番话里涉及到了某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所提出的令他激动不安和心灵痛苦的东西，并不是由于他的习惯或习性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传的美好事物：不看人脸色、无所畏惧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争论那些令理智感到焦急不安的问题，争论那些正是由于令人焦急不安而使他从未同任何人谈起过的问题，这时他感到了幸福。

但是，在这里，在地板上，在简陋的小屋里，在深夜同质朴的、喝醉酒又清醒过来的军人的交谈中，他一面感到自己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