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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聪明了。现在，马季亚罗夫的命运也不再使他惴揣不安了，他也不再那么经常不断地回想卡里莫夫惧怕马季亚罗夫，或马季亚罗夫惧怕卡里莫夫了。

他无意中感觉到，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了。斯特拉姆的日常生活渐渐成了一种准则，他本人也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在他看来，过去那段生活仅仅是个例外，他已经过不惯那种生活了。阿尔捷列夫的论断真的正确吗？

以前，他一进干部处，就感到气恼，焦急不安，感觉到杜边科夫注视着他。然而杜边科夫原来是个热情和善的人。

他给斯特拉姆打电话时，总是说：

“杜边科夫打扰您啦。我不妨碍您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

他原来觉得，科夫琴科是个奸诈而阴险的阴谋家，他有能力整垮阻挡他道路的任何一个人，他对工作中的积极因素漠不关心，善于蛊惑人心，属于那种惯于依照隐秘的不成文的规矩办事的人。然而想不到科夫琴科具有一些与他原来的看法截然相反的特点。他每天到斯特拉姆的实验室来，待人很亲切，有时同安娜。纳乌莫夫娜开几句玩笑，是个名符其实的民主派；他热情地同大家握手问好，经常同钳工和机械师谈话，说他年轻时在车间里当过旋工。

多年来斯特拉姆一直不喜欢希沙科夫。这次他到希沙科夫家吃午饭，发现希沙科夫慷慨好客，讲究饮食，谈吐幽默，妙趣横生，喜欢喝上等白兰地，还是一位版画收藏家。而主要的是，他是斯特拉姆理论的崇拜者。

“我胜利了。”斯特拉姆常常这样想。不过他心里当然明白，他取得的并非彻底的胜利，他经常接触的这些人之所以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开始帮助他，而不再妨碍他工作，决不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智慧、才华抑或他自己的什么力量征服了他们。

他毕竟很高兴。他胜利了！

收音机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播送“最近一小时”新闻。苏军的攻势在逐渐扩大。现在，斯特拉姆觉得，把自己的命运同合乎规律的战争进程，同人民、军队和国家的胜利联系起来是极为自然的事。

但他知道，并非一切都这么简单。他有时只想看到那种极为单纯的东西，诸如“斯大林在这里，斯大林在那里。斯大林万岁！”有时他对自己这种愿望加以嘲笑。

他过去觉得，那些行政干部和党的活动家在家庭圈子里也在谈论干部的纯洁性，也在用红铅笔批文件，或者向妻子朗读《党史简明教程》，而在梦中也在看干部临时规则和义务守则。

斯特拉姆突然发现了这些人的另一面，作为人的一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个钓鱼爱好者，战前，他曾带着老婆和儿子们乘小船在乌拉尔山区的小河上旅行。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生活中还有没有更大的乐趣呢：黎明时分从家里走出来，露珠在闪闪发光，岸边的沙滩凉丝丝的，你散开缠绕的钓鱼工具。这时河水还是黑乎乎的，水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似乎给你某种希望……等战争结束了，我介绍你加入钓鱼爱好者协会。”

科夫琴科有一次同斯特拉姆谈到儿童的疾病。他竟对治疗咽炎和佝偻病的方法十分精通，这使得斯特拉姆暗暗吃惊。原来科夫琴科除了两个亲生孩子，还收养了一个西班牙小男孩作为义子。这个西班牙小男孩经常生病，科夫琴科便亲自为他医治。

就连枯燥无味的斯韦钦也向斯特拉姆谈到他收集的各种仙人掌，在寒冷的1941年冬天他把自己收集的仙人掌保养得完好无损。

“真的，他们不是那种坏人，”斯特拉姆心想，“每人都有自己人道的一面。”

当然，斯特拉姆深深懂得，所有这些变化一般不会改变什么。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无耻之徒。他善于思考。

这些天，他回想起克雷莫夫的一次谈话。克雷莫夫谈到自己的老同事，军事检察院首席侦査员巴格良诺夫。巴格良诺夫1937年被捕。1939年贝利亚曾在短期内推行自由主义，这时他从劳改营放了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洛夫谈到，一天夜里，巴格良诺夫一下火车就直接去找他，穿一件破衬衫，一条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的证明信。

这是他获释后的第一个夜晚。这天夜里，他说了许多爱好自由的话，谈到他对劳改营全体囚犯的同情，他打算当一名养蜂人兼花匠。

但他渐渐地恢复了往昔的生活，他说的话也就变了。

克雷莫夫笑着讲述了巴格良诺夫的思想意识一步步发生变化的过程。巴格良诺夫又穿上了过去的军衣军裤，在这段时间他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观点，但毕竟不像丹通那样无情地揭露现实了。

但这时他领到了莫斯科的公民身份证，注销了那份劳改营的证明信。他心中立刻产生了站到黑格尔的立场上去的愿望：“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后来把住所还给了他，他说话的腔调也就变了。他说，在劳改营里，有不少人是苏维埃国家敌人，这些人被判刑是罪有应得。后来把勋章还给了他。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再后来恢复了他的党龄。

恰好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