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B

摆个摊就能卖。这个人啊，不好好念他的中专，什么时髦干什么，现在卖上拷带了？他没有本钱，最多也就是个二道贩子罢了。”

娜娜·莫斯科莉的歌声总是在紧要处打两个颤，心刚刚揪起又被痒痒地松开，就像是凭空起了一阵小风，从里向外吹，经过鼻腔时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我很快从阿B那里打听到他在电影院旁边的弄堂里卖拷带。“那可不是一般的电影院，”阿B昂起头说，“你跟于晓红讲，那里是只放艺术片的。‘法国电影周’知不知道？那边的黄牛我都认得，我可以用一盘‘达明一派’换两张票。”

然而，在电影院边门外的那条弄堂里，于晓红冲着阿B一字一顿地说：“两张怎么够呢？”她一边说一边把我拽过来。她的半边脸在阳光下，半边脸在阴影中，以至于脸上呈现出某种悲喜交集的表情。我可以自己回家的，我在她耳边轻声说。她没理我。

阿B整个人都在阴影里。这是那种外面就算是大太阳里面也永远有一摊积水的弄堂。他的灰色旅行袋搁在身边一处废弃门面的第二格石阶上，袋口拉链半开。他立在墙边，一副简易木架支在墙上。一大块塑料布被分割成几十个透明的插袋，拷带、封套、样品挨个插在上面。他夸张地做出一个咬牙的动作，弯下腰从旅行袋里摸出一张CD，说：“行，三张就三张。”

那时候CD刚冒头，大部分人家都没有CD机。阿B家当然也没有。我在封套上看到歪戴着礼帽的外国男人，看到盒子边缘有一大块刺眼的豁口，从盒子直裂到里面银色的光碟，像阿兰·德龙在电影里演过的那种英俊光滑的面孔上闪电一般划过的刀疤。

“听说这些海关打口碟，听到某一首歌会突然停下来，或者发出那种……可怕的声音。反正我只管卖，从来没听过。”

我猜，那感觉就像一棵用不锈钢做的仙人球，慢慢滚过胸口。

用打口碟换来的电影票，位置还是有点儿偏，我离安全出口只隔了三个座位。那天连着放了两部片子，一部叫《水源》，另一部叫《甘泉玛侬》。故事是接着讲的，演员也是同一拨，更像是一出戏的上下集，加起来足足有四个钟头。

我至少睡了三觉。第一次醒来，银幕上漫山遍野地跑着一大群兔子，于晓红笑得歪倒在阿B肩膀上，又很快弹起来，坐直。第二次醒来，女主角光着脚爬树，好像有风吹起她本来就没有好好穿着的衣服，浑圆的光屁股在我眼前闪过一道白光。于晓红的手下意识地去捂我的眼睛，手伸出一半却被阿B拉住，不肯放开。这回于晓红没有挣脱。第三次醒来，我被于晓红的抽泣弄醒，阿B凑在她耳边说着什么，我听不见。音乐响起，女主角倔强的侧影，影院里不同角落里飘散着同一股霉味。我彻底醒过来，又饿又渴。

影院门口就是一条美食街。晚上八点半，晚饭点已过，夜宵还没开张，阿B说这条街还没醒过来。“那醒过来是什么样？”我问他。

“我有一回收摊以后还逛了一会儿，十一点，这条街上就跟变戏法一样停满了车。桑塔纳都排不上号。我见过一辆这么长的，”他双臂平举，指尖努力往远处拉伸，“就跟吃喜酒似的。老板和老板的女朋友，都来吃蛇羹。这条马路，家家都养着几缸蛇。”他的手指顺势划过去，凌空罩住了整条街。

于晓红像蛇一样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没事儿，”阿B的手垂下来去握她，这回她躲开了，“一条也逃不出来的。你看那些大老板，一个个都横着走，有人怕吗？”

那个晚上终结于街口的小吃店。只有那家店在卖阿B买得起的盐水花生、油煎带鱼、金瓜丝海蜇、生煎和啤酒。于晓红似乎故意没有擦干脸上的泪痕，眼睛里保持着刚刚看完法国电影之后的那种动人的湿润。在小吃店油腻的灯光下，这种湿润变成一层轻雾，使得阿B跟她的距离既格外亲近，又十分遥远。

阿B开始唱歌，没头没尾，副歌连着副歌，唱到筷子飞出去两回，我给他一根一根捡回来。他喜欢唱广东歌，从来没有唱准过，却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咬出牙齿印来。才起了个头，于晓红就嚷起来：“这明明是首美国歌，英文的，Right Here Waiting ……你唱的这叫什么呀？”

两瓶啤酒下肚，阿B也顾不上看于晓红的脸色了。他扯开嗓门嚷嚷：“英文就了不起吗？读个高中就了不起吗？就算真考上了外语系也……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在此等候’，这几个字儿一点儿腔调都没有。你听听钟镇涛是怎么唱的——”

他把粤语字一个一个翻成普通话，硬邦邦地砸在桌面上：“秋色信内藏，凭红叶暗示，常期望春天早些飘至。”

听懂了吗，于晓红？凭红叶暗示，凭，红叶，暗示。听懂了吗——你？

于晓红还在嘟嘟囔囔地说香港人就会抄日本人的抄美国人的自己什么都没有，我拽拽她的衣角。她一抬头撞见阿B瞪大的眼睛里布满的血丝，只好把剩下的话全吞回去。

我想起阿B的香港姨婆第一次出现在窦家时，于晓红过来探头张望；我想起她那时跟我闲聊，说楼上这一家子，大概再过两天就出远门去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