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解
给2018年之后写的中短篇做个集子，本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但出版方认认真真地交了策划案，还给了一个关键词：体面。也就是说，这部小书最初的几位读者，读完所有的稿子，浮现于意识中最鲜明的部分，就是这两个字。这本身倒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作者对于读者的好奇，其实并不比读者对于作者的好奇更少——这道理至少在我身上是成立的。
两个字当然无法笼罩全局，就好像我们不能指望贴上一张省事的标签就算是读过了小说。不过，把“体面”作为一个角度、一道缝隙，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读这些故事的理由。当我作为“我”的读者，试图在这些故事里获得某种意义的时候，当初写作时“身在此山中”的困局倒是因此被打开了一扇门——虽然那只是一扇“窄门”。
这些故事里的人物，确实都生活在一个体面的城市，努力维系着体面的生活。当这种维系的代价越来越大时，人物之间的关系便越绷越紧。他们渐渐看清，要成全这样的体面，押上的其实是整个人生。这场赌局注定没有赢家，玩家难以为继，也无法抽身。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故事的张力，就像在耳边依稀听到的那一声清脆的、断裂的、近乎玩笑的“啪”——它可能是幻觉，也可能不是。纠缠在这番困境中的，既是“他们”，也完全可能是“我们”。
几乎是在开始尝试介入虚构写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仅仅站在当下来叙述当下，是不够充分的，或者说，是不够自由的。我暂时还没有做好大规模沉浸于历史的准备，但我可以调动时间的魔法，时不时地进入未来。我的主要兴趣，并不是想象未来的奇观（瑰丽的仙境或者恐怖的深渊）。“未来”对于我，更大的诱惑是在那里寻找到一个理想的观察点，一个架着高倍望远镜看得见“现在”的地方。我希望，我写的所有关于未来的故事（据说可以被定义为“轻科幻”）都有清晰可见的属于现实的颗粒感。作为现实的倒影，那些生活在未来的人物也不能幸免于现实的法则，他们同样挣扎在与“体面”有关的旋涡里。
如是，这本小书居然形成了一个以时态划分的自然结构，宛若一张唱片的A面与B面。四个用现在时写现实的故事，与三个用将来时写现实的故事互为注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主音与和音，有时候是主歌与副歌，有时候则是在风格和主题上彼此延续、相互应和的单曲。反正唱片是可以循环播放的，正如现实和未来常常会构成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轮回，所以这本故事集，你可以顺着读，也可以反着读或者跳着读。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有些人物多次出现在A面和B面中，他们在这个故事里一闪而过，留下一角冰山；到下一个故事里，冰山便徐徐浮出海面。这样的联系让这些人物有了更大的生长空间，也让A面和B面的时空获得了各自的完整性。我们也许可以把它们看成两个分属于不同时间，却悬浮在同一个空间里的平行世界。如果你读得更细一点，甚至还能在这两个平行世界里寻找到一条连接线，极淡，极细，隐隐约约。
这样一来，至少在这本书里，“体面”这个词被赋予了第二种解释：（一）体（两）面，甚至多面。说到底，“体面”之所以成为问题，真正的原因是再简单的人都不可能只有一个面向，每个人身上都交织着AB(CD ……)面，同时堆叠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体面”只不过是你最希望昭示于他人的那一面而已。当这一面被撕开、击破，既无法说服他人也无法说服自己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在瞬间涌现，乃至爆发。我关注那些微妙而迅疾地走向决定性的时刻，我希望能在我的小说里抓住它们。
二复盘
A面
《十三不靠》
《十三不靠》里最关键的一句是“我们都是被历史除不尽的余数”。其实每一代人都或多或少地会有这种感觉，那种被时间戏弄、被历史塞到夹缝中的失重感。但是，比我大了六七岁的这代人（大致是“68后”），在我的观察中，似乎尤其具有典型性。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周遭世界中理想主义的那一面被迅速消解，经济在转型，社会也在转型，机会多起来，失落也多起来，一步没踩准就步步踩不准。整个社会对个体价值的衡量标准都在急剧变化。而我们这些一九七五年以后出生的一代，进入大学之后，那个变化最剧烈的时间已经基本过去，大学里的文学社、诗社已经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完全不同了。我一直想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写一写这群人。当然，我不是亲历者，我的观察是不是能做到那么贴肉，我不好说。但这也是考验一个写作者虚构能力的时候，这里头有观察，有想象，或许也寄托了某些共性的、超越代际的思考。小说不是纪实，不是现实的复刻，它应该站在与现实对话的那个位置。
我的动机是写一个人、一群人跟时代的关系，我想写一个“满拧”的、《红楼梦》中所谓“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的戏剧场面。我设计了一场非常“体面”却暗流涌动的饭局。那些隐藏在三十年时光中的变迁、失落、追问，从桌面下翻到了桌面上。康啸宇与毕然的对峙，并不是个体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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