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讲学宗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章太炎对之并不抱什么好感。从个人恩怨的角度，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之后主动请缨，替陈其美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这让与陶成章同为光复会同志的章太炎对蒋介石抱有不小的恶感。此外，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就下令通缉章太炎，称他为“反动学阀”，这也让为中华民国出生入死、奔走呼号的章太炎很难接受。1928年11月，章太炎在招商局轮船公司股东大会上做演讲，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联外主义、党治主义、民不聊生主义”。这自然又引来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几天以后，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开会，通过“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案”。而国民党的喉舌《民国日报》更是刊登文章，谩骂章太炎为“老而不死之文妖”，呼吁国民党“执章炳麟，使受党国之极刑！”面对国民党如此这般的态度，在与李根源的信中，章太炎自言“胸有不平”，借“研寻理学家治心之术”与“习禅”来排解心中的积郁。除了心中有不平之气，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章太炎在生活上也颇显窘迫。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公开卖文鬻字，即替人写寿辞、碑志，以及题字、写对联，靠此收取不同数额的润笔费。也正因为以赚钱糊口为目的，章太炎的这类文章不免存在些许阿谀不实之语。

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也正因为这样的统一形式远大于实质，所以蒋介石先是与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新军阀为军队与地盘问题发生纠纷，直至酿成战祸，造成死伤无数；随后他又与常以维护国民党“党权”来自我标榜的胡汉民反目成仇，发生政治冲突，最终将后者软禁。奉汪精卫为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则穿梭于各派新军阀势力之间，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来赶蒋介石下台。在东三省手握重兵的张学良，也盘算着以何种形式介入关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去思考如何加强国防，抵御外敌。在此局面下，面对日本对东北地区愈发露骨的垂涎，国民政府要么希望借助英美两国的力量牵制日本，要么尽可能地不去触怒日本，避免为后者制造侵华借口。可是日本国内的少壮军人早已不满内阁对华的“迟缓”态度，决定通过非常手段来侵略中国东北。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次日占领沈阳，随后夺取吉林。此时张学良正在北平与英国公使一起观赏梅兰芳的戏剧表演。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除了少数部队留在东北与日军继续战斗，大部分东北军撤至锦州，整个东三省瞬间沦为日军占领地。更有甚者，“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中将近一半的部队选择向日军投降，东三省不少高官也甘愿沦为日军帮凶。比如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不但在1931年9月21日开城迎敌，而且还主动替日本关东军筹措军费，收买其他在东北的中国部队。而张作霖时代活跃于东北政经两界的名流耆老，亦多在由日军操控的“地方维持会”里担任职务。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东北十余年，其统治集团成员的国家意识却如此薄弱，不禁让人掩卷长叹。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前些年颇显沉默的章太炎再次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之中。他对孙思昉说：

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彼岂不欲骤得之哉，因伺衅而动耳！欲使此畏葸怠玩者，起而与东人争，虽敝舌瘖口，焉能见听，所以默无一言也。今足下既发此问，亦姑与足下一言：奉、吉固不可恢复，而宣战不得不亟，虽知其必败，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辽东虽失，而辽西、热河不可不守，虽处势危岌，要不得弃此屏障也。然此二者，亦不值为当道言，姑与足下私言之耳。

很明显，章太炎非常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认为此举简直就是将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作为老革命党人，章太炎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十分透彻的认识，所以他强调“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一贯的对华侵略政策之实践，并不会因中国政府极力“不惹事”而有所改变。面对民族危机，国民政府为了平息民愤，钩心斗角不断的宁粤双方决定暂时停止内部派系斗争，以精诚团结面目示人，并筹划1932年初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召开“国难会议”。章太炎也收到了国难会议的邀请，但他公开发表声明，继续谴责国民政府放弃抵抗，一味退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事贵速，能断则一言而可，不断则众议而无成，纷纷召集，将以奚用？若当事者志在屈伏，而以联盟会议为分谤之机关，仆民国荒夫，焉能为党国诸贤任过也。”在与《大公报》记者谈论时局时，章太炎强调：“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惟坐而待亡。”

1932年1月，章太炎与马相伯等人发表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实行总动员，收复东北失地，并再次警告国民政府不要一味退缩。一个月后，目睹十九路军在上海顽强抵御日本军队进攻，章太炎特意撰文一篇，表彰其抗日功绩，认为：“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