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讲学宗旨

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此外，目睹由冯玉祥、吉鸿昌率领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多伦，章太炎强调这支部队是“以政府不右之军获胜”，并直言南京国民政府对之处处掣肘，最终令其有志难伸。可见，章太炎爱憎分明，他并非不加区分地厌恶所有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对于那些坚持抗日，有民族气节的人，他从不吝于称赞；对于南京国民政府阻挠抗日的行径，他也毫不讳言。

不久之后，章太炎决定北游讲学，顺便会晤张学良、吴佩孚等军政要员。虽然与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人士立场有别，但章太炎到北京后，依然受到各方关注，影响力不减当年。在燕京大学，他做了一场演讲，呼吁青年学子关注国家兴亡，探讨致用之学。他批评当时的学风热衷于“考远古”“考古文字”“考墨辨”，认为此乃不顾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清谈无用之学。很明显，这直指当时在北平知识界占据支配地位的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倡导的学术风气。紧接着，他强调今日的切要之学是读历史，要了解中国的疆域变迁、制度沿革、政治得失、学术流变，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培养人们热爱国家、热爱本国民众、热爱中国文化的情感。这其实是他一贯的主张，比如1925年他在与朱费隐的信中就说：“仆所以劝人读史者，在使人知往事利弊，以为今日鉴戒；亦使人发越志趣，不至奄奄无生气耳。”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再次申说此论，则显得更有针对性、更具忧患意识。他指出：

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若是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皇皇（遑遑），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侵占？问之茫然无以对者，比比然也，则国之前途岂不危哉！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以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盖事实为综错的，繁复的，无一定之规律的；而历史乃归纳此种种事实，分类记载，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历史又如棋谱然，若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

这段话明白晓畅，无须再做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这里提到历史如一家之家谱。梁启超在清末倡导“新史学”时曾宣称中国的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此论发表之后影响极广，不少热衷于趋新的学者逐渐形成轻视历代正史、忽略正史中所载政治兴亡之事的习惯。章太炎认为，要想提倡以致用为旨归的读史之道，必须溯其根源，重新检讨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在他看来：“如组织家庭，若不看家谱不明世族，则亲疏不分，视其同族若路人，此家未有能兴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家谱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志之害，岂不尤甚于斯欤！故谓历史为掌故亦可，谓之为民族的家谱亦无不可。”

通过此次北游，章太炎观察北平各大学学风，深感其有悖于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致用之学。他自言：“余去岁游宛平，见其储藏之富，宫墙之美，赫然为中国冠弁。唯教师亦信有佳者，苦于薰莸杂糅，不可讨理。惜夫圣智之业，而为跖者资焉。”当然，北平学界后续的动向，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章太炎的观察。1934年，胡适借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之便，在另一位手握大量学术资源的学界名流傅斯年的帮助下，着手精准清除北京大学文科中的章太炎门生，他们架空时任国文系系主任的章门弟子马裕藻，逼迫后者向校方递交辞呈。此举让胡适及其同好彻底控制了北京大学文科。

1932年下半年，金松岑、张一麐、李根源在苏州发起讲学活动，邀请章太炎一同参加。不久之后，金松岑与陈衍组织成立国学会，章太炎也颇为积极地加入其中。但没过多久，由于和金松岑在学术宗旨上有明显差异，加上人事方面的纠纷，章太炎决定退出国学会，另成立一个能够贯彻自己学术理念的机构。1934年秋，章太炎从上海迁居苏州。1935年9月，章太炎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学会，同时创办《制言》杂志，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在这期间，蒋介石委托丁惟汾来“慰问”章太炎，并送给他一笔资金，希望他专心讲学，勿再议论时政。章太炎自然不会受蒋介石笼络，他将资金收下，用于章氏国学讲习会与《制言》杂志的日常开支。

章太炎晚年讲学宗旨可用“修己治人”四字概括。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当今之世，讲学救国，但当取其可以修己治人，不当取其谈天论性。”“今不为腐儒之论，能修己则事尽善矣。所谓修己者，非但一人之修己而已，为政者能修己，国斯治矣。”“经之所该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在他看来，能做到这两点，对于培养健全人格、明晰中国大势、洞察时代症结、思考致用之道都极有助益。在国难之际，讨论学问也应以能否促进这两点为重心，那些与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