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世 国葬与身后评

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表明自己不愿凑那些在学术界俨然一方诸侯的同门的热闹，这背后也显示出他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与教育政策的批判态度。在几年以前，鲁迅和钱玄同的关系就已经很僵了。在他看来，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旧日同门其实是南京国民政府文化与教育政策的共谋者，通过官与学的互动，一起扼杀青年学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理想。

因此，目睹各种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与活动，当时已经身染重病的鲁迅决定要撰文评价自己的老师，这便是著名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在文章开头，鲁迅写道：“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章太炎“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日渐与追求进步的青年一代隔绝开来，以至于身后颇显落寞。其实，章太炎去世后，不但国民政府给予国葬待遇，在北平的弟子也举行悼念活动，各大报刊更是连篇累牍登载追忆文章，这场面并不“寂寞”。而鲁迅之所以要这样写，主要是想表明，虽然政学精英纷纷下场纪念章太炎，但相比于这些既得利益者，能否受到大众的纪念，特别是受到追求进步的青年的纪念，才是验证一位历史人物是否有时代贡献的真正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想描绘出一个不同于当时政学精英所鼓吹的章太炎形象，即作为革命斗士的章太炎。他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初读章太炎为《革命军》所作的序，回忆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关注章太炎发表于《民报》上的政论文章：“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但是，在鲁迅看来，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却一再周旋于军阀政客之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不过即便如此，“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因为章太炎毕竟是一位革命者，在革命生涯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强调，章太炎最值得人们纪念的是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与顽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他的革命事迹置诸今日，仍然堪称青年一代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不应被遗忘，也不能任由国民党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们曲解。

最后，作为东京时期的章门弟子，鲁迅表达了自己对章太炎进入民国以后行谊的微词，以及不愿与那些借着章太炎名号来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同门为伍之心迹。他指出：“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鲁迅认为，如果想要让章太炎永远被人们铭记，需要将他的革命事迹广为宣传。在他看来，“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章太炎精神的继承人并非高高在上的政学精英，而是那些与恶势力作斗争的“战斗者”。

鲁迅写完这篇文章不久，又写了一篇纪念章太炎的文章，名为《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其中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社会见闻与阅读经历，叙述自己如何萌生推翻清政府的意识。他通过“剪辫子”这一颇为形象化的举动，表彰章太炎勇于革命、毅然与清政府断绝关系的事迹。这篇文章其实并未写完，因为两天以后，鲁迅也与世长辞。因此，此文堪称鲁迅的绝笔。由此可见，在奄奄一息之际，鲁迅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清末与章太炎一起干革命的往事。虽然他后来的文化立场与章太炎不无歧异，但对于老师，鲁迅却是十分怀念且尊重的。

鲁迅去世之后，全国范围内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其中不乏将他与章太炎放在一起来纪念，借此彰显从章太炎到鲁迅的革命思想传承关系。吴承仕的学生，也是章太炎再传弟子的齐燕铭就指出：“在这一个民族革命的发展途中，文化方面的战士；前者章太炎先生，继起者有鲁迅先生。章先生的时代当满清末年，一般人已认清非倾覆当前封建统治势力不能得到民主的自由，所以章先生此时对于满人政府攻击不遗余力，卒得辛亥革命的实现。”“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中，以最锋利的武器向着黑暗势力进攻，是当时一支最有力量的军队。不过那时鲁迅先生的作战式是局部的，散漫的，不是全面的，有计划的，系统的。直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大革命后，世界帝国主义也走到最后的阶段，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是一天比一天的加紧。在此鲁迅先生就展开他全面的斗争，认准了敌人和敌人的工具的封建势力做最勇猛的进攻。”因此，“鲁迅先生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争取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