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世 国葬与身后评

的自由，这一点上，是和章太炎先生站在同一的历史任务的上面；但在程度上的比较，章先生的晚年好似一位解甲归田的宿将。而鲁迅先生直到死的一天还是全副武装在火线上，努力应战的一员先锋”。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齐燕铭这样诠释章太炎，是想将他置于现代革命史的脉络里来纪念与评价。当时中共北方局一面反思先前文化工作中的关门主义政策，一面强调掌握民族救亡运动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就要求党在文化政策上要团结一切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士，使他们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因此，正面评价章太炎的革命事迹，也是为了更好地团结那些与章太炎立场相似，对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感到愤怒的爱国知识分子，同时凸显国民党高调纪念章太炎之虚伪。相似地，章太炎去世后不久，由进步出版家邹韬奋创办的香港《生活日报》发表评论：“太炎先生过去在中国学术上的贡献以及对辛亥革命的帮助，这些劳绩，已用不着我们去表彰，有他的事实去说明。我们对于太炎先生特别致敬的，是他最近的言论，最近对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发表的意见。”“我们悼太炎先生，我们同时希望太炎先生遍天下的弟子，实践先生最近之言论，为民族尽一点力，对那些假国学之名，为敌人张目的民贼，要赶快出来说话，揭破他们的真面具，使国家永远保存民族光辉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则以章太炎写给宋哲元的公开信为例，认为：“先生（章太炎）的这一态度，正是我们今日全国团结的必要态度，先生的这一主张，正是我们今日抗日救国的正当主张。老成谋国，我可以想见他是如何地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此外，该报指出：“他（章太炎）始终未改变他的民族斗士的态度，他反对‘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清政府，他反对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袁世凯，他现在又反对仇共降敌，出卖祖国的汉奸行动。先生说学生救国，事出公诚，其实先生的主张也同样是事出公诚……为了纪念先生，我们即应该来接受和发挥他的遗言。”

当然，由于章太炎长期与各地军阀频繁往来，加之他晚年主张读经，有悖于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思潮，因此仍有不少对章太炎持批评态度的文章。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提到高尔基。确实，在章太炎去世几天以后，苏联文坛巨匠高尔基也离开人世。由于左翼文学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极大，因此就出现了将章太炎与高尔基二人做比较的声音。有论者认为，虽然章太炎与高尔基分别为本国的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相比于高尔基在十月革命之后依然保持进步本色，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后则显得“落伍”了。不过，二人的精神依然值得人们怀念与继承。作者最后总结：“章太炎前一阶段为争取民族生存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大众全体敬仰取法的，他之不能像高尔基脚踏着现实而投向少数者的怀抱，这不能说是他本身的错误，而是现社会铁则下必然的趋向。我们要求着高尔基这样为哺育人类全体灵魂的母亲，就更必须要去努力创造光明的真理的社会。而首先是要继承这些学术先师和大众巨人的精神，来和剥夺人类生存权，阻碍人类幸福发展的恶魔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者们作血肉的抗战！”不过，也有人认为不能将章太炎与高尔基并论，因为章太炎是当前守旧思潮的象征，是与军阀沆瀣一气的代表。就此而言，“矢志守护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前进，才显出了高尔基于苏联的伟大。今日中国上下一致的讴歌着章太炎，真是青天白日下莫大的耻辱”。

章太炎长期参与政治活动，去世之后自然会被人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评价，这本属正常。不过，章太炎毕竟留下大量学术论著，如何评价他的学术思想，同样成为不少人关注的问题。为使学术根底有限的青年人了解章太炎，宋云彬在《中学生杂志》上刊文介绍章太炎的经学、小学与文学思想，认为章太炎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论战，有助于澄清关于孔子的各种妖妄之言，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章太炎的文学思想，他认为章太炎关于“文”的定义有独到之见，但晚年反对白话文则为其缺点。对于他常被人诟病的晚年提倡读经，宋云彬则认为：“我们要认识清楚，章太炎主张读经复古，虽然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然而他确是从民族主义出发的，他不但没有存心借此来麻醉青年，倒反同情于热心奋斗以争取民族生存的青年学子，这在本年北平学生运动最紧张时他给宋哲元的电报里可以见到。”不过，“另一群的尊经复古者，引他为同调，想借他这块‘老牌子’和他所提出的‘读经’口号来麻醉青年，阻遏民族革命运动，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由于宋云彬此文主要面向青年，所以未能深入探讨章太炎的学术。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彼时章太炎还在世，秉持不对在世之人进行盖棺定论的原则，钱穆在将讲义整理成著作时并未涉及章太炎的学术思想。而在章太炎去世后，钱穆特意撰文一篇，详细评价章太炎之学术。在他看来，“余杭章炳麟太炎，为学博涉多方，不名一家。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然此特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