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求学期间，已经关注到现实的政治与文化问题。1894年，他撰写了《独居记》一文。章太炎借此文来表彰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钱塘汪曾唯。后者长期在湖北为官，曾任湖北咸丰县知县，1890年以后，罢官返浙。此文个别字句经过一些修改与增订后，被章太炎分别收入出版于1900年的初刻本《訄书》与出版于1904年的重订本《訄书》，在两个版本之间仅有少许改动。因此，此文可被视为章太炎早期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在这篇文章里，章太炎指出：
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是故卓诡其行，虓然与俗争，无是非必胜，如有捲（拳）勇，如不可敔者，则谓之夫而已矣。厚其泉贝，膏其田园，守之如天府之宲，非己也，莫肯费半菽也，则谓之啬（穑）夫而已矣。深溪博林，幽闲以自乐，菑华矣，不菑人也，觞鸟矣，不觞宾也，过此而靓，和精端容，务以尊其生，则谓之旷夫而已矣。三者皆似独，惟不能群，故靳与之独也。
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日红采而光于晁（朝），天下震动也；日柳色而光于夕，天下震动也。使日与列星群，尚不能照寸壤，何暇及六合？海尝欲与江河群矣，群则成一渠，不群则百谷东流以注壑，其灌及天表，曰：与群而成独，不如独而为群王……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
在这里，章太炎运用一系列类比式的论说方式来论证“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这些命题。这里的“群”字，让人不禁想起晚清时期十分流行的用“群学”二字来翻译源自近代西方的sociology，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探讨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形成良性的组织与动员机制的制度安排。但《独居记》撰于1894年，而1895年严复方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之后严复又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并希望用“群学”来对抗源自日文译名的“社会学”。“群学”这一概念及其衍生的政治想象在1900年以后开始逐渐在中国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由此可见，章太炎所强调的“群”，其含义与其说是源自近代西方，不如说与他所熟悉的中国传统观念更为相关。
章太炎自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荀子之学颇为青睐。荀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能够有效组织起一个互相分工、互相协作、共同生活的共同体，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保障基本民生，倡导社会伦理，让人们能够较为安定地生活下去。如果把“君”视为首脑的象征的话，那么有资格成为首脑者，必须要“善群”，保证生活与生产能够正常地进行。总之，“群”的最终目的并非一己之私利，而是维系一个大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使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人都能得到安顿，即“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如果说儒家传统所形塑的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在历史上曾经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群”的理想，那么到了章太炎生活的年代，面对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而造成的割地赔款、商品倾销、租界林立、传教无碍，行之已久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还能否实现“群”所要求的内涵，就成为一个答案可能并不太乐观的事情。因此，章太炎呼吁“大独必群”，其目的就是秉持由中国传统所形塑的心系天下兴亡与万民福祉的传统，重建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保证“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的共同体。“大独必群”中的“必”字更是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种诉求。可以说，章太炎的这一观点，既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要义，又是他后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学、求取新知的基本动力。
而说起“独”，在中国传统思想语境里，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庸》里的“慎独”。对此朱子曰“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为了保持心性修养的完整性，必须“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对于清末士阶层为人处世影响极大的曾国藩即引申其义，撰《君子慎独论》，强调“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以君子必须于“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时刻保持高度的自我道德警惕。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强调“大独”，主要是针对“小群”而言的，所以他说：“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只有毅然从“小群”中独立出来，不再与之同流合污，才能投入拯救“大群”的事业中去。可见，与理学传统中的“慎独”不同，章太炎的“大独”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关于“小群”，章太炎在表彰汪曾唯的事迹时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在他看来：
章炳麟入其居，曰：“翁之独，抑其群也。”其为令，斡榷税，虽一锱不自私，帑臧益充，而同官以课不得比，怨之。其群于国也。罢归，遇乡里有不平，必争之，穷其柢，豪右衔忿，而寡弱者得其职姓。其群于无告者也。悖礼必抨弹，由礼必善。其群于知方之士也。夫至性恫天下，博爱尚同，辄录以任之，虽贾怨不悔，其群至矣，其可谓独欤？入瞽师之室，则视者独矣；入伛巫跛击之室，则行者独矣。视与行，至群也，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