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变法运动

而有时谥之曰独。故夫独者群，则群者独矣。人独翁，翁亦自独也，案以知群者之鲜也。

很明显，这里所指的“小群”，是各种带有强烈私利色彩的小团体、小圈子，比如官僚集团（“同官”）、豪右地主，他们是致使“大群”有涣散之象的祸首。由于不愿意与彼辈同流合污，所以才毅然划清界限，君子有所不为，而从“小群”的角度观之，此举实为“大独”。也正是因为如此，“大独”并非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探讨，也非对某种“原初状态”的假设性描述，而是章太炎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主要矛盾而言的。

总之，章太炎之所以强调“大独”，其最终目的是重建“大群”，即保卫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让中国的老百姓不受欺凌与压迫，都能过上好日子。在这个过程里，主要的动力来自他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学说中对于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责任感，于是希望奋然投身于救亡运动当中。这背后的伦理准则，与被视为宋代儒学先驱的范仲淹所强调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颇为一致，虽然对于如何实践这一伦理准则，随着对时代变局的敏锐观察，章太炎已有新的思考。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视为章太炎立志投身政治运动的一份宣言。而终其一生，他都未曾背离这一初衷。

正是秉持这样的立场，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巨大刺激下，章太炎加入旨在宣传变法思想、唤起民众救亡意识的上海强学会。也正是在此时，新式大众媒体开始在中国广泛兴起。汪康年、梁启超、严复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借由初步形成的出版与发行渠道，通过带有传统色彩的士人交游网络，让散居在全国各地的读书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某种具有一定群体效应的政治共识与政治感觉。从今天由上海图书馆整理的《汪康年师友书札》可见，汪康年主持创办的《时务报》，成为各地士人了解中外大势的主要渠道，其中刊登的事件、撰写的时评成为士人圈里的重要议论对象。不少外地士人时常写信给汪康年，或是抒发其读后感，或是索购尚未搜罗到的某一期《时务报》。在时人眼里，《时务报》“风行寰宇，力开风气之先，其为裨益，讵可限量”。该报“崇论闳（宏）议，以激士气，以挽颓波，他年四百兆人当共沐盛德，此举诚不朽矣”。吕思勉则回忆：“予之知读报也，自民国纪元前十七年上海之有《时务报》始也。是时海内情势，晦盲否塞，政俗之有待改革日亟，而莫或能为之倡者。《时务报》出，风运甚速，销数至万七千份，此在今日诚不足为异，然在当时，则创举也。读《时务报》者，虽或持反对之论，究以赞成者居多，即反对者，亦咸知有改革之说矣。”在此过程当中，梁启超堪称近代第一批通过新式媒体而扬名士林的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论著也基本是以刊登在报刊上为主要亮相方式，所谓“饮冰体”，即用适于大众宣传的文风和体裁，将最能引起时代共鸣的内容呈现于世人。对此，黄遵宪评价梁启超的报刊政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下笔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也”。

或许是意识到了新式报刊十分有助于传播新知，1897年在汪康年、梁启超的邀请下，章太炎赴时务报馆任职。章太炎从在诂经精舍里潜心研究经史的经生，变成任职于报馆的政论家，这样的身份转变，一度让俞樾颇感不怿。究其缘由，大概是俞樾认为在报刊上发表面向公众的文章，有悖于古人在深思熟虑之前需矜于下笔的传统，实属孟浪之举。但黄遵宪则指出，章太炎文风“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换言之，“学究气”依然过浓。对于这段经历，章太炎后来回忆：“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正如其言，在当时，他颇为积极地参与变法运动，鼓吹改革思想。在与汪康年的信中，他认为当下倡言改革，需要一方面广泛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借鉴西方近代历史经验。他特别强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有不少值得阐发的内容。

戊戌变法前后那些支持变法的士人除了致力于探索如何改革内政，还对清政府的对外政策颇为关注。1897年2月，章太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他根据在当时江浙士人圈里颇为流行的新学知识，认为世界政治矛盾的根源是所谓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中国所处的环境面临着以沙皇俄国为代表的白种人的侵略威胁。而为了缓解这样的外部压力，中国应当团结同属黄种人的日本。章太炎相信中日之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互为唇齿之盟，共同抵御沙俄。但这就面临一个问题，既然中日之间唇亡齿寒，那如何解释日本在几年前发动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如何解释日本在战后向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在章太炎看来，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并非侵略，而是所谓“自救”，即为了防范沙俄的威胁。他认为假如中国能够发奋自强，提升国力，那么日本不但不会侵略中国，还会主动向中国示好。因此，他给当时中国对外政策开出的方案是“莫若外昵日本，以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