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变法运动

俄罗斯”。同年他又在《译书公会报》上发表文章，在羡慕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同时，认为日本的崛起是在为黄种人抵御白种人保留希望。

从这些观点中可见，虽然章太炎投身政治活动的动机是十分纯粹的，但他此时的政治见识，特别是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认识，其实还是比较单薄的，甚至是幼稚的。他当时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中日之间需要基于所谓“同文同种”之谊而建立唇齿相依的关系，其实很大程度上属于近代日本政、学、军三界对华政策的产物。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中，曾流行所谓“保全中国论”与“中日提携论”。其主要内容就是认为日本在东亚处于理所应当的领导者地位，为了对抗西方列强，日本需要让中国成为自己的附庸，使中国服务于日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为日本称雄亚洲创造条件。而为了向中国读书人宣扬这一理念，日本的来华浪人、军方间谍、御用民间团体等，经常以“同文同种”“唇亡齿寒”等观念为话术，将日本的战略意图进行巧妙包装，使中国官绅相信与日本联合不但有利于日本，更有利于中国。这种话术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把同样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活动，刻画为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对抗，让中国的精英阶层只注意到沙俄的威胁，却忽视日本的企图。更有甚者，这些日本人大概不会告诉中国的读书人，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国内盛行的中国观是对中国极尽丑化与蔑视之能事，认为中国早已腐败堕落至极，日本理应成为“东亚盟主”。总之，章太炎虽然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必须重视对外政策的制定，但他对近代东西列强的殖民扩张活动及其意识形态说辞还是比较缺乏深入认识的，因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他在当时也没什么机会形成一种可以揭示、批判近代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进而更为全面地思考如何让中国振衰起微的理论视野。

当然，这绝非章太炎一人的缺憾。就拿当时名震朝野的康有为来说，在对世界形势的认知上，他不但深受当时传教士所翻译的著作与主办的报刊影响，而且随着与来华传教士往来越来越密切，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后者的有意引导。在甲午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建议身为地方大员的张之洞迅速与日本谋和，并主张中国应主动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并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将自己撰写的《中英同盟密稿》交给李鸿章，极力宣扬中国需要和英国结盟。而在此前，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创办的报刊上经常刊登美化英国形象与英国对外政策，丑化长期在远东、中东与近东和英国对抗的俄国，劝说中国与英国结盟的文章。必须承认，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沙皇俄国不断侵占中国北方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民众，但相比于沙俄，先是通过走私鸦片来赚取中国白银，后又借助坚船利炮来霸占中国土地的英国又能好到哪里去呢？1895年，李提摩太撰写了《新政策》一文，建议中国政府广泛延请西人担任职务，包括聘请他们担任政府顾问，让彼辈负责对外邦交；成立所谓“新政部”，让八人担任总管，其中一半必须是英、美两国人士；聘请西人负责中国修筑铁路的事宜。也就是在这一年，康有为认识了李提摩太。由于这样的因缘，1898年，康有为代其弟康广仁撰写了一篇名为《联英策》的文章。在文中他强烈建议清政府应和英国建立联盟关系，并声称英国“真能出死力以救邻国也”，在对外政策上有乐善好施、扶弱抑强的传统，基于现实利害考量，英国定会帮助中国对抗俄国等其他列强。从后见之明来看，康有为如此这般的英国观不但严重违背常识，而且一旦被采纳，将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为从19世纪的外交史来看，半殖民地国家想通过与强国“结盟”来摆脱困境，其结果往往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成为列强之间争霸的牺牲品。从章太炎、康有为的例子可知，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精英阶层的对外认识，是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

戊戌年间，梁启超受湖南维新派的邀请，到长沙时务学堂任教，并撰写了不少文章来指导湖南的变法事业。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里，他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强调“绅权固当务之急矣”，即扩大地方士绅的政治与经济力量，使他们成为变法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梁启超的逻辑里，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素质”与“政治素质”着实有限，因此不能立即赋予其政治权利，而是应从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入手，使他们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先驱，然后再“循序渐进”。这样的观点落实到组织层面，就是一时间在各地出现了许多“学会”，或是以研究共同感兴趣的经世致用之学为号召，或是以直接介入政治活动为目的，通过这一平台，聚集志同道合的士绅群体，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效，使改革思想广为传播。

或许是感受到了学会的重要性，章太炎1897年3月在《时务报》第19册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学术还是有不少值得发扬之处的，但之所以未能有助于抵御外侮，致使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主要是由于士绅阶层“不能合群以张吾学”。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