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变法运动

中国士绅阶层没有团结协作的习惯，总是彼此相争，这样就难以形成一股有凝聚力、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因此，他主张效仿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学校职能的设计，将那些有志于从事改革事业的士人聚合在一起，讲求学问、联络感情、策划共同行动，这样既能培养良好的政治能力，又能传播新知，开启民智。或许是对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的反清起义有所耳闻，章太炎认为自己这些“礼秀民，聚俊材”的建议属于“革政”，有别于旨在“变郊号，柴社稷”的“革命”。因此，他呼吁应“以革政挽革命”。

相似地，在发表于1897年8月的《变法箴言》里，章太炎认为在中国大多数人还不具备现代政治素养、朝野上下严重缺乏政治共识之际贸然设置议会，将政治议题诉诸公论，容易出现政治动荡。特别是在守旧者占大多数的情形下，若以民主的形式决定是否施行新政改革，那么结果极可能是受到守旧者的反对而难以推行。他以自己所了解的西方近代史上的相似史事为例，认为在内忧外患之时，民主政治很容易造成内部冲突与损耗。因此，他提醒人们，一旦在此刻施行民主，设置议会，将难以避免“域内抢攘，流血漂卤”。在他看来，“学堂未建，不可以设议院；议院未设，不可以立民主”，应当利用学会，广开民智。其具体方法，则为“合中西之言以喻之”，告诉人们近代西学的很多内容在中国古籍里都能找到相似的例子，虽然这样有比附之嫌，但能较为有效地化解一些人好古守旧的心理。章太炎的这些主张，其实和洋务运动以来的“托古改制”论颇为相似。为了让更多服膺儒学的士阶层接受新的政治组织模式与政治学说，主张洋务的士人习惯于运用“托古改制”的方式申说政治变革之道，即强调那些被西洋诸国不断实践的政治模式，其实都与中国古人之言暗合，只是由于各种因缘，中国古人的微言大义在后世不被重视而已，以此化解反对改革之人的成见。由此可见，此时的章太炎虽然救国热情极高，但思想见解基本还是在自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之间流行的改革思想之框架内，谈不上有太多自己的独到之见。

虽然与梁启超等人在政治立场上颇为一致，但章太炎任职时务报馆才几个月就辞职离去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学术立场上和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康有为门生势若冰炭。史家张荫麟曾说：“‘经学’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与哲学在欧洲历史中之地位相当。其在西方史中，每当社会有剧变之世，哲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其在中国史中，每当社会有剧变之世，经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思想是建立在一套经过他们改造的今文经学理论之上的。在《孔子改制考》中，为了突显在当时展开变法运动的合理性与紧迫性，康有为构建了一套论述先秦学术脉络的话语体系，即认为上古史事茫昧无稽，无人能确知当时的历史状况究竟是怎样。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大量关于上古时期历史人物与史事的论述，主要是由于诸子各派为了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思想主张，遂将其渊源追溯至上古，强调自己的那些主张皆属于古有征，以此来增强其说服力。诸子各派虽然纷纷论述上古史事，但并没有多少真实性，只是一种政治修辞（或曰政治话术），而诸子各派的政治主张，也并非基于对历史流变的深刻考察，而是类似宗教领袖的创教之语，极具创新性，从抽象的概念与信仰出发铺陈出一套对于政治与社会的见解。诸子各派也并不是学术团体，而是秉持不同教义的宗教团体。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认为现存的许多儒家典籍都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汉有意伪造而成，在这一“作伪”的过程中，刘歆故意将儒家学说当中的微言大义删改涂抹，使儒家思想的“本意”黯而不彰。正是刘歆的举动，导致后世儒家思想的传承多以真实性极不可靠的古文经学为基础。其中，东汉末年的郑玄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的古文经学难以体现儒家思想之“本意”。更为夸张的是，康有为认为刘歆为了尽可能掩盖自己的作伪痕迹，不但刻意篡改增删了许多当时流行于世的典籍，而且创造了许多“伪字”。在康有为笔下，刘歆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极为繁复的造伪工程。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刻画刘歆，主要是因为他想在恢复儒家思想“本来面貌”的名义下宣扬变法改制主张。当然，既然这一关乎能否认识儒家思想真面目的千古公案由康有为定谳结案，那么康氏自然就是光大儒家思想的不二人选，因此他的门生常将康有为视为教主。

康有为等人的政治主张，在戊戌年间其实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否则梁启超就不会因在《时务报》上发表鼓吹变法的文章而扬名天下。但是，康党的学术主张，却很难让那些学有根底的士人真心认同。例如翁同龢在读了《新学伪经考》之后，认为康有为实乃“说经家一野狐也”。本非守旧之人的朱一新反复与康有为辩论其说经之失。同情改革的陈庆年批评“近日学术日坏，如康有为遍伪群经，自谓刈除无用之学。其读书分月日程，至以速化诱天下，谓六月即可成通儒，狂悍已极”。同样支持改革的孙宝瑄在日记里调侃，如果刘歆真像康有为说的那样能够大规模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