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书，那么“歆亦圣人也”。叶瀚更是直接称康有为之学为“南海伪学”，预料其势力将来“必一败涂地”。宋恕初见康有为，认为后者还算“中智之士”，但随着对康党的深入了解，便日感不满，认为“康长素侈然自大，实不过贴括变相。《公车上书》中议论可笑已极！其文亦粗俗未脱岑僚气，说经尤武断无理，乃竟能摇动天下，赤县民愚可谓极矣！”总之，对康有为等人的学术主张，康党门生时常声称康有为有“符命”，康有为本人也以圣人自命的高傲自负姿态，这固然可以通过卡里斯玛效应凝聚其内部成员，但却让其他同情变法的人嗤之以鼻，最终选择与康党保持距离。
在时务报馆中，章太炎因有机会近距离与康党接触，对后者的学术主张与做事风格自然深为不满。虽然他在一些政论当中也偶尔使用今文经学的概念，诸如“通三统”与《齐诗》“五际”说，但作为对《左传》深有研究、认同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的人，章太炎必然不会接受康有为的刘歆作伪说与孔子改制说。由于学术上的分歧，章太炎与康门弟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1897年4月与谭献的信中，章太炎详细描述了冲突详情。今摘录如下，以窥其景：
麟自与梁、麦（麦孟华）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论议，常与康学抵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梁启超）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麟虽未遭奚（诟），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
其实在这场斗殴当中，章太炎也被康有为门生殴打了。孙宝瑄在日记里记载：“枚叔以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辩，至挥拳。”闹到这个地步，章太炎也无法在时务报馆继续干下去了。
虽然离开了时务报馆，但章太炎依然致力于依托新式报刊来宣扬变法理念。1897年8月，章太炎与宋恕等人在杭州创办《经世报》。不久之后，章太炎提议发起一个旨在联系同志、扩大政治影响的“兴浙会”。在《兴浙会序》里，章太炎历数浙江历代文化先贤，表彰其学术遗产，这在当时的江浙士人圈里本属常见之事。但章太炎还提到了反抗清朝的张煌言，认为张煌言抗清失败乃浙江人的“隐痛”，这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经世报》最早的筹办人之一胡道南致信宋恕，认为章太炎写的《兴浙会序》“欠含蓄”，致使“入会者少”。与此同时，《经世报》刊登了一则“告白”，公开批评《兴浙会序》用词不当，将内部分歧公之于众，同时暗含与章太炎划清界限之意，章太炎由此愤而离去。
1897年8月，章太炎又开始在创办于上海的《实学报》上频繁撰文。《实学报》的创办人之一是江苏吴县人王仁浚，他和章太炎一样曾经受业于俞樾，后入张之洞幕府。他在辑佚学与目录学领域颇有成就，但在戊戌年间，他更为世人所知的是其编撰的《格致古微》一书。这本书广泛征引中国古籍，用强行比附的方式“考证”西方自然科学都源自中国。此书堪称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之作，俞樾也为该书作了序。或许是因为与章太炎有同门之谊，王仁浚邀请章太炎为《实学报》撰文。章太炎在该报上发表了不少分析中国古代学术的文章，如《儒道》《儒兵》《儒墨》《儒法》《儒侠》，后经本人修改，收录于《訄书》之中。在发表于该报的《后圣》中，章太炎极力表彰荀子学说，认为孔子之后，光大儒家者为荀子，他强调：“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1897年9月，章太炎在《实学报》上发表《异术》一文，认为“三统迭建，王各自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络之，而损益备矣”。他用今文经学的话语来论述变法的必要性，或许是想表达自己依然认同康梁的变法主张。也正因为这样，由于王仁浚在《实学报》上刊登了反对变法的文章，章太炎遂不再刊文于该报。在同一时期，章太炎还担任创办于上海的《译书公会报》的主笔，在该报上发表鼓吹多译新书、增进国人见闻的言论。
1898年春，章太炎离开上海，赴武昌拜谒当时以开明而稳健自诩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清流出身的地方大员，张之洞向来喜欢招揽士人，扩充幕府规模。眼见梁启超声名鹊起，张之洞一度极意笼络，并给《时务报》捐款。据章太炎自己说，张之洞之所以注意到章太炎，是因为前者也颇为厌恶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因此希望章太炎来武昌撰写一些反驳康有为学术主张的文章。而据时在张之洞身边的陈衍回忆，张之洞向他询问上海的优秀青年士人，陈衍推荐了章太炎。一开始张之洞还嫌弃章太炎行文古奥，喜用生僻字，但陈衍随即指出章太炎对《左传》颇有研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