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活梗概

上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地方精英阶层，他们经常和官府结成同盟，而后者的成员也多由士绅阶层构成。他们在本地承担许多社会与文化职责，经常作为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中介来活动。他们一面替官府治理地方出谋划策，另一面也时常在与官府打交道时代表地方上的利益。在一般情况下，官府和士绅之间的主要利益是比较一致的。而为了保持当地秩序稳定，钱粮赋税按时缴纳，伦常秩序得以维系，他们也相互离不开对方。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章濬在当地也处于这样的地位，因此他和余杭县的知县刘锡彤关系密切，这在晚清社会当中本属寻常之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一起引起朝野轰动，甚至造成一定国际影响的案件，让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卷入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这个案件的情节并不复杂。杨乃武是当地的一名秀才，喜欢打抱不平，常将官绅欺压百姓的事状编为歌谣。他反对余杭的县吏在征粮之时设置陋规，盘剥百姓，于是替百姓写状子控告此事，因此得罪了县令刘锡彤。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与其夫葛品连曾租住杨家的房子，却因此被一些市井闲人散布流言，说她与杨乃武关系不正常。为了避嫌，葛品连夫妇遂搬出杨家住所，另寻住处。1873年下半年，葛品连突然暴病身亡。刘锡彤认定他是遭人投毒而死，于是将毕秀姑收监，拷问她曾与何人通奸，最终毒死亲夫。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翰则差遣亲信诱逼毕秀姑栽赃杨乃武，以免被凌迟处死。在严刑逼供之下，毕秀姑遂按刘子翰的说辞招供。刘锡彤随后将杨乃武收监，称其与毕秀姑通奸，毒死葛品连。此案报至杭州府后，杭州府知府陈鲁因受刘锡彤先入之辞的影响，断定毕秀姑的供词无误，用严刑逼问杨乃武，后者熬不过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等酷刑，只好接受刘锡彤对他的指控，承认曾将毒药交给毕秀姑，让她毒死葛品连。陈鲁又逼问毒药从何而来，杨乃武只好声称是在仓前镇的仁爱堂药铺购买的，这个药店的店主名叫钱宝生。于是杭州府遂下令传讯钱宝生。由于担心钱宝生在大堂上不肯认账，刘锡彤就和章濬商量对策。章濬建议由他写信给钱宝生陈明利害，让后者大胆承认，并担保不会受到拖累。同时告知钱宝生，如果不承认，根据杨乃武在严刑之下形成的供词，他可能会被治以重罪。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不久之后就传至浙江全省。杨乃武家属分别向浙江省藩司、臬司、抚台衙门告状喊冤。但是浙江省各级衙门并未因此而重审该案，而是维持原判。杨乃武的姐姐遂赴北京分别向都察院、刑部等衙门投递冤状，并恳请在京的浙江籍官员为自己的亲人主持公道。这样一来，此案成为清政府高层聚焦的重点，甚至其中还掺杂了错综复杂的官场斗争。熟悉清末民初典故的黄濬就指出，该案“有科名门地之争，官民之争，省籍成见之争，内外官之争，尤大者为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由英国人在上海投资创办的《申报》持续关注该案，造成广泛的舆论影响。《申报》通过报道此案来彰显中国司法的黑暗与腐败，披露审讯过程中各种酷刑之不人道。从动机上来说，这固然包含着英国方面希望借着报道此案强调中国司法是如何野蛮落后，进而暗示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有其必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报道，也让人们意识到了地方吏治与司法的诸多阴暗面，使有识之士萌生改革之念。当然，《申报》在报道此案的过程中时常抨击浙江省各级官员，特别是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是当时正在率大军在西北征讨阿古柏势力的左宗棠的好友，同时，浙江省承担着为西征大军筹集粮饷的重任，而英国人不希望左宗棠顺利平定新疆，而是打着企图保存阿古柏势力来对抗俄国的盘算，那么《申报》的这些报道，在动机上就更不那么纯粹了。

这一轰动朝野的案件，最终让浙江省许多官员丢掉了乌纱帽。余杭县令刘锡彤被发往黑龙江充军，不准收赎，浙江巡抚杨昌浚被革职，章濬由于曾写信唆使钱宝生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被革去训导之职。

根据现存的材料，很难判断这一案件对章太炎家族产生的冲击与影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章濬由此看透了晚清的官场世态。在一首名为《长夏偶成》的诗里，章濬说自己“我有一间屋，不共热客逐”，凸显自己懒得再为纷纷扰扰的利禄之争而劳神，同时强调自己现在的状态是“高卧侣羲皇，静坐休贪沐”，一副世外散人的模样。而他此时致力于做的，便是“课儿居其中，犹之牛舔犊”。

章濬说要像“牛舔犊”那样“课儿”，指的就是亲自教育章太炎等人。除了章濬，章太炎的外祖父朱有虔也经常指导章太炎阅读经籍。在如此优渥的家庭条件下，章太炎13岁的时候，于学习律诗与科场应试文之余，已经对古人的辞章之学颇感兴趣，但章濬却要求章太炎还是应当先能熟练应付科场应试文，再谈其他。章太炎16岁的时候，赴县城应童子试，但因身体不适而未能过关。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阅读《老子》与《庄子》。第二年，章太炎开始读前四史、《昭明文选》《说文解字》，同时决心不再参加科考。1885年，章太炎18岁（按：本书中章太炎年龄以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