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的学生，又是朱有虔的族人，因此不排除章太炎在朱希祖面前会多说一些朱有虔对自己的影响。不过将这些材料结合来看，需要辨析的是章太炎是否像自己自述的那样，早年在周边长辈们的影响下就萌生了不认同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意识。
在清代汉学的传统里，顾炎武的地位十分重要，不少人将其视为汉学的开山，推崇他的治学方法。因此，朱有虔向章太炎提及顾炎武的学说，其实也未自外于清代汉学的范围。王夫之著作能在晚清以较为齐整的面目重见天日，离不开曾国藩在金陵主持刊刻的《船山遗书》。而坚守君臣纲常的曾氏之所以敢于将反清之念甚强的王夫之著作整理刊刻，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经过几百年的统治，清朝的政治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无需担心人们会通过读王夫之的论著而心生异念，反倒是王夫之对性与天道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促进儒家义理之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朱有虔向少年章太炎讲授王夫之的学说，也未必就属于异端之举。
再来看朱希祖的那段记录。朱希祖1936年4月向章太炎询问少年事迹。而在1933年，章太炎在苏州国学会讲演“民国光复”，专门讲述自己眼中的辛亥前后史事，鉴于他3年之后便与世长辞，可以说，这次讲演应该算是章太炎叙述辛亥革命的最终版本。其中他说道：
按清入主中原三百年间，反清之意见，时载于书籍，鼓励人民之同情，今举其一代所宗大儒之言论以概其余。顾亭林《日知录》中解《中庸》“素夷狄行乎夷狄”，见目录而解义删去。然见钞本《日知录》中说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非谓可仕于其朝也。”又解《论语》“管仲不死子纠”，谓“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即见亭林之志矣。王船山亦谓：“一朝之变革不足论，惟宋之亡于夷狄，则中国失其为中国矣。”又云：“种族不能自保，何仁义之云云。”二先生学问极大，见地独高，故彰明于世，学者宗之。而草野户牖中诸儒，与二先生论调同而名不显者，不知几何也。吕留良之意见与顾、王相同，及曾静狱兴，事乃大露，清廷因之大兴文字之狱，以集《四库全书》为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秦始皇焚书，刘向校书，二者不可得而兼，惟清四库馆则兼而行之，其防制可谓无微不至。然不知此种观念已深入人民心中，故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孙中山虽未读顾、王诸先生之书，亦能起兵抗清，何必读书之士为能然耶？
总之，在章太炎看来，辛亥革命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至晚明。抗清诸义士奋起相争，不向清廷屈服；诸遗老不降志，不辱身，通过著书立说来阐释夷夏之辨。这使得反清思想得以流传甚广，潜伏民间，一旦时机允许，各阶层民众便会揭竿而起。而辛亥革命正是因为继承了前人的这些思想，所以能够武昌军兴不久，天下纷纷响应，不旋踵清廷即遭覆灭。在这里，章太炎只强调革命思想的本土源流，而有意不提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对当时革命党人的巨大影响，这与章太炎晚年对中国知识界一味尊西、排斥传统的风气深表不满极有关系。正是出于对当时崇洋之风的强烈批判，他才要反复强调辛亥革命只是在实践明清之际以来长期潜伏于社会上的反清思想，而并非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章太炎在去世前夕（他于1936年6月去世）向自己弟子讲述少年事迹，自然就要强调自己在少年时代就萌生反清之念，这样方能凸显自己的革命生涯渊源有自，一以贯之。毕竟，章太炎对自己的革命者身份极为珍视。
因此，章太炎对自己少年时代的这些追忆，既有可信的部分，也有由于后来政治立场与政治实践的原因而被“重塑”的部分。但必须注意到，“重塑”不是向壁虚造，而是当事人基于不同的时代认知，用自己此刻的政治立场重新审视过去，对自己的早年经历进行重构或重组，进而从新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往事，并对之加以新的定性。而可以作为旁证的，就是章太炎自己虽然很早就无意于举业，但在给其兄长章篯所撰的传记里，章太炎提到了后者在16岁就被杭州知府谭钟麟赏识。之后章篯八次参加浙江乡试才中试，再之后三次参加会试却屡不中第。可见，在同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章篯对参加科举颇为积极，这明显与章太炎不一样。由此可以推测，章太炎无心举业，或许并非反清之念使然，只是比较淡泊名利罢了。更为关键的是，直到庚子事变为止，章太炎一直对旨在维系清廷统治的变法运动抱有希望，还一度与清廷大员张之洞等人建立联系。从这些具体实践中，也可判断章太炎在决定投身反清革命运动之前，并不是一位立志坚决不与清廷为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