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居京城,增删旧作

太炎将主要精力用于增删重订本《訄书》。早在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就已着手修改《訄书》。钱玄同在1909年9月21日的日记里记载：“章师近改订《訄书》，取集中诸文复多加入。惟余意周秦诸子固即为其人之集，但古人交通事少，书札往来乃极罕事，又为人作序及长篇之信辞亦未有，故与人言语均可入子。后人事多于古，似宜分开，以发表意见者为子，而其他著作皆入集部，似为妥洽。”两个月以后，他又在日记中谈道：“至师处还集，师言《訄书》拟改过，将集中诸信札说理之文入之，更名曰《检论》云。集中说小学之文另行归开，此外，如传、序等等无可归类之文，则入集。”现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一册章太炎手改本《訄书》，其中的目录显示，章太炎确曾计划将1906年以来所写的文章与信函加入书中，如致王鹤鸣、刘师培、刘揆一等人的书札，这与钱玄同在日记中所言相符。但后来出版的《检论》，从篇目上看并无书札，皆为就某一专题展开讨论的文章，征之以钱玄同在日记中所谈的文集体例，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曾当面向章太炎提及自己的想法，最终影响到后者决定在《检论》中不收书札。

相比于1909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监禁期间对《訄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包括删掉一些在他看来已经意义不大，或者观点已经改变的文章，增加了一些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被袁世凯监禁期间写的文章，对一些保留的篇目进行了改写，其中既涉及增加内容，也涉及观点变化。这次修改的版本《检论》，堪称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总结之作。该书的卷一收录《原人》《原变》《序种姓上下》，章太炎将这些文章置于开篇，意在凸显他对于人类社会进化与生存状况变迁的总体认识。一些论著常以他发表于清末的《俱分进化论》为例，宣称章太炎此后不再信奉进化论。但从《检论》卷一的篇目可以很清楚看到，在对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认识上，他依然秉持进化论的观点，强调如果不能在竞争之世不断完善自我，那么很可能会退化或者被消灭。

《检论》的卷二专门讨论经学。他基于以史视经的立场，将古代经书视为史书，强调其意义在于记载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流变，使中国文化具有重视历史、重视实践、重视人本身的价值的特点。比如他认为《周易》“记人事迁化，不越其绳，前事不忘，故损益可知也”。其中的卦辞并非迷信之语，而是记录了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社会制度的形成，从中可以考察古人从信鬼神到人文化成的变化过程，其性质类似人类社会发展史。对于《尚书》，章太炎承认它经过孔子的整理与删改，但孔子秉持的标准是“坟丘刻石纪功，虽上世弗能荐信，为是删其矫诬，去其伪辞，归于实录。后之为史取于碑铭者，可以知法禁矣”。如果说孔子之于《尚书》有什么值得后人效法的地方，那就是孔子以史家之法处理上古文献，保留真实可信者，淘汰不实之词。

清末今古文经学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春秋》的性质。今文经学认为《春秋》并非史书，而是孔子阐发微言大义的论政之作，从中可窥见孔子为何被称为“素王”。例如晚清今文经学代表人物皮锡瑞就说：“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章太炎则坚持古文经学的立场，强调《春秋》是史书，孔子不是宗教家。他指出：“史亡则国性灭，人无宗主，沦为裔夷。”孔子的贡献在于“审世系，尽端末，知前代兴废所由”。而“《春秋》作，史道兴”，为中国“存种姓，远殊类”，这是孔子最值得让人纪念的功绩。

《检论》的卷三主要讨论先秦学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章太炎如何评价孔子。在重订本《訄书》的《订孔》中，章太炎虽然承认孔子是古之良史，但总体上对他评价并不高。在《检论》里，章太炎保留了该篇，不过增加了不少内容。在新增的内容里，章太炎自言他在经历一系列世变之后，开始意识到孔子学说的价值所在。他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忠恕之道。但是不同于历代注家多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释忠恕，章太炎指出，“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这是在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解释忠恕。在他看来，忠恕是一种观察事物与理解事物的态度，能够意识到万物理应各得其所，不能将一己之立场强加于万物之上，这就是忠恕之道。基于此，他认为最能领会忠恕之道的是庄子的齐物思想。很明显，与其说章太炎是在表彰孔子，不如说他是在用经由自己阐释过的齐物哲学来评价古人学说。

相似地，在新增入的《道本》中，章太炎针对老子思想中的无欲、无为，指出“无欲则不得慈民处官”。“不少留烦恼障者，其志则厌苦人世，不能悲恫以应群生之求也。”其意思就是，如果为政之人心若枯槁，那么就很难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产生共情。与之相应，“人民困饿之厄，寒燠之眚，鳏寡之戚，无欲者不能体觉也”。对人间疾苦，须心有所感，方能对症下药，为民兴利。莅民理政与个人修身不同，高妙玄虚之语往往和大众心理差距甚大。若以超越众生的心态面对民众，不易形成以百姓心为心之念。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