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居京城,增删旧作

章太炎认为战国时期的墨子与宋趼虽劳形苦心为天下事奔波，致力于让民众丰衣足食，但心态与普通人差距太远，容易将本来用于约束自己的严苛标准拿去要求普通人，反而不能与民众打成一片。章太炎如此评价老子思想，是希望从人性论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政治活动中的齐物之道，探析为政之人应以怎样的心态处理政务。置诸晚清以降求新、求变的志士心态弥漫于社会之中的背景，章太炎此论颇为难得。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在同样新增入《检论》的《通程》中，章太炎认为汉代以降，能体会“以百姓心为心”之要义者莫过于北宋的程颢。他说道：

及观伯子之言定性，可谓旨远而用近矣……其言盖任自然，远于释氏，而偏迩老聃。何者？志不欲为长往绝俗，将师保万民，而以道莅天下，故不得果于除外。顺斯术也，固将无为而治，其尚杜塞情欲，备诃责于贤者邪？持论虽高，其情更迩。及其审示径隧，独以忘怒观理为端，弥复岂易。缀学之士，深宫之主，可为也。故老子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伯子所论，其展伸此也，号曰“定性”，而更宛臧南面之术。

在章太炎看来，程颢的《定性书》主张天地普万物而无心，圣人顺万物而无情。这在实践层面即为摒弃主观、祛除偏见，不因一心存天理而决然灭人欲，不将自己主观好恶施于普通民众身上，而是以通达、平等的眼光看待人间事物的发展与变迁。这一点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甚为相似，体现了“以百姓心为心”。这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心态。

章太炎讨论中国传统学术里涉及“性与天道”的话题，大多是为了分析政治活动中为政者的心态、立场与价值观。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对王学批评颇多，而在经修改后收录于《检论》的《议王》里，章太炎则认为：“王文成，匹士游侠之材也。”服膺其学，能让人养成“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品格，这种品格近乎古之侠士。联系章太炎向来对侠士颇多表彰，称赞他们能伸张民隐、惩治邪恶，那么此处他对王学的评价可以说并不低。不过，章太炎更强调需全面认识王学的长处与短板：

世之苦朱、吕者，或贵陈、叶，或贵王、徐。将比而同之，诚未可也。陈、叶者，规模壶广，诚令得志，缓以十年，劳来停毒，其民知方，可任也，而苦不能应变。王、徐者，其道阴鸷，善司短长，乍有祸乱，举之以决旦莫之胜，可任也，而苦不能布政。往世萧何之与张、韩，其殊能可睹矣。人虽强敏，二者固弗能以兼蓄。然效陈、叶者，阔远而久成；从王、徐者，险健而速决。晚世人人各自以为骜桀，其诚慕王、徐，而虚言思齐陈、叶，固其所也。

在他看来，陈亮、叶适与王阳明、徐阶分别代表两种不一样的政治品格。前者虽然在短期之内难见成效，但因为规划详尽，一旦行之有年，就可树立比较稳固的政治根基；后者虽然善于使用出其不意之策，可收短期之效，但此道易流于“险健”，难以长久，不能成为日常的施政方针，因此“持是以长国家，适乱其步伍矣”。作为辛亥革命之后一系列政坛风波的亲历者，章太炎的这一观点极有针对性。他告诫人们应思考能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宏规大法，而不能滥用迅捷险健的取巧手段。

如果说这些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的篇章透露出章太炎希望从历史流变与思想根源出发思考政治问题的话，在《检论》的最后一卷里，则收录了他直接反思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局的文章。联系章太炎写这些文章时正身陷囹圄，那么这些文章可视为他饱尝忧患之后的恳切之言。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各种政治投机分子与腐化分子纷纷登场，意图在混乱的政局之下分一杯羹。人们常言市井行夫、衙门胥吏、门阀勋贵、八股文士不能委以重任，但辛亥革命之后官场上的不少人连这类人都不如，其监守自盗、贪赃枉法、虚言哗世、请托巴结，较之先前，每况愈下。政风的败坏，政务的废弛，官吏的昏庸，让章太炎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