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近代思潮

从1906年东渡日本到辛亥革命爆发，除了和立宪派进行政治论战、阐扬中国传统，章太炎还对哲学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此来批判西方近代思潮，并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事业不但在当时的知识界堪称异数，就是放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里来看，像他这样有理论雄心与思想魄力的人也不多见。对此，20世纪40年代两位在文化与政治立场上颇有差异的学者贺麟与侯外庐，不约而同地给予章太炎极高的评价。贺麟说：“章太炎为一代国学大师，门弟子遍天下。然而他的哲学思想却没有什么传人，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据我看来，他的思想深刻缜密，均超出康、梁，在哲学方面亦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其新颖独到的思想不惟其种族革命的思想，是当时革命党主要的哲学代言人，而且可以认作‘五四’运动时期新思想的先驱。”“其（章太炎）对革新思想，和纯学术研究的贡献，其深度远超出当时的今文学派，而开新文化运动时，打孔家店的潮流之先河。”“他不单是反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同样反对西方的新思想。”侯外庐说：“（章太炎）这种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糅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太炎就在这里开始他的学术活动，他对于极大极微的宇宙，人生，社会问题，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样有人格性的创造，实在数不上几人。他的笔锋扫荡古今的气魄正套于他的古色古香的文字形式中，好像一个拿锄头的农民朴素地反抗满清封建的淫威，不分彼此，不讲策略，硬转历史的车轮一般。”

章太炎之所以能意识到从哲学层面回应近代西方思潮的重要性，与他在日本期间的阅读与思考经历息息相关。据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载，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后不久，刚与宋教仁见面，就向他询问哲学问题，以及日本最近出版了哪些哲学著作，这让宋教仁颇感惊讶。当时日本哲学界的情形是，伴随近代日本自身的政治与思想变动，德国近代哲学开始被引介进来，成为日本知识界的关注对象。“明治中期的日本，便以适应帝国主义时代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新康德学派为前导，从康德的人格主义的自由主义直到费希特、黑格尔的理念的国家主义，对这些德国唯心论，都作了研究。其间，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作为个人主义即超国家主义的哲学还曾受到赞扬。这样，德国哲学在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其本身就是和日本近代哲学形成过程中个人意识同国民意识之间时而互相联系，时而互相冲突这样一种结构变化的过程相对应的。”这些流行于日本的德国近代哲学思想，成为章太炎重要的借鉴与商榷对象。

此外，明治时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团体。虽然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思想颇为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而且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在行动方案上不无分歧，但他们都将批判矛头指向日本的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呼吁保障劳动者权益，这对中国的留日学生与革命者影响颇深。1907年，张继、刘师培等人在东京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一些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如幸德秋水、大杉荣、界利彦等，常被邀请来讲座，章太炎、钱玄同等人也参加过其中的活动。比如1907年9月章太炎就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以批判近代西方国家学为主题进行演讲。根据章太炎在当时给《总同盟罢工论》与《无政府主义》两本小册子写的序可见，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与行动纲领是了解的。而社会主义也赋予章太炎一种批判的视野，让他能透过表象去反思与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殖民活动、经济生产方式，以及为这些活动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话语，并思考一种替代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模式的发展道路。

本书前面的内容提到，章太炎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清政府能够让中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反清的背后其实是反帝。出任《民报》主编后，他在宣传革命党的纲领时强调：“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视吾汉种，不犬豕若也”。时人评价革命党诸领袖，也认为章太炎最为鲜明的思想特征是“民族主义、自卫主义而排帝国主义”，并视他为“革命党第一学者”。而要想深入批判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本性，仅从政治与经济角度展开分析还远远不够，必须从哲学层面解析近代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关于何谓哲学，章太炎曾有过一个大致的定义：

哲学者，一浑沦无圻堮（圻鄂）之名，以通言、别言之异，而袤延之度亦殊。上世哲学为通言，治此者亦或闿明算术，推寻物理，乃至政治、社会、道德伦理诸言，亦一二陈其纲纪。此土与印度、希腊皆然。是一切可称哲学者，由其科目未分。欧洲中世，渐有形上、形下二途，而政事、法律，亦不可比于形下。近人或以文学、质学为区，卒之说原理者为一族，治物质者为一族，极人事者为一族。若夫万类散殊，淋离（淋漓）无纪，而为之蹑寻元始，举群丑以归于一，则哲学所以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