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近代思潮

在他看来，哲学不是对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讨论，也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而是将“万类散殊，淋离无纪”的事物进行综合与抽象的分析，“为之蹑寻元始”，并“举群丑以归于一”，给出观察、解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总体思路。

因此，面对近代西方列强的汹汹之势，章太炎除了思考让中国实现振衰起微的道路，还力图从哲学的角度揭示西方近代思想史上那些作为意识形态话语而流传甚广的概念。如果要说在世界近代史上有哪一个概念能流传甚广，那么“进化”当之无愧。在启蒙运动时期，认同启蒙理想的学者开始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进步的，其潜台词就是相信随着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会不断进步，因此，启蒙主义的服膺者们常以乐观的态度审视社会发展。在他们的视野里，这种进步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各地概莫能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果从学理层面看，启蒙运动时期的这些主张还带有些许理想主义的特征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这些主张就从文人学士们的畅想，变为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内施行统治、对外进行扩张的意识形态说辞。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家们将本国实力上升解释为历史进化序列中的必然结果，将本国的对外扩张解释为遵从社会进化原理来向“落后地区”传播“文明”，那些“落后地区”之所以要被殖民，是因为他们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中位于“劣”的一方。而为了平息本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家们向本国民众宣称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如何符合进化原理，统治阶级对内巩固政权、对外施行扩张，其成果迟早会让国内各阶层都受益。假如不支持这样的政策，就是自外于进化过程，不能享受因进化而带来的“文明”。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无疑认为自己位于人类进化过程的顶端，人类未来的发展将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

甲午战争之后，在严复的译介下，进化论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当然，严复翻译《天演论》、在甲午至戊戌年间的一系列文章里运用社会进化论分析中国问题，其主要目的是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让人们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如果中国不发愤图强，将难逃优胜劣汰法则。进化概念在晚清被广泛传播，也和人们了解了这一概念及其背后的历史图景而意识到救亡图存的紧迫性息息相关。但是，如果不能剖析进化论的基本内涵，以及它是如何被列强用来为自己的殖民活动做辩护的话，就很难意识到这一概念的复杂面貌，也很难辨析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现实所指。比如梁启超在清末一方面发表了许多批评帝国主义国家全球扩张的文章，另一方面却又对当时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赞誉有加，宣称：“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梁启超还认为“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那么暂时处于“落后”位置的中国抵抗“文明”的西方，其正当性又在哪里呢？

为了从哲学层面展开批判，1906年，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深入剖析进化这一在世界近代史上掀起巨大波澜的概念。章太炎认为，“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黑格尔）氏。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蘖芽其间矣”。在这里，他意识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使进化论从一种科学理论变为一种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让进化论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从这里，可见章太炎极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此外，他不像叔本华那样把人类的思想与实践视为盲动的结果，以此来否定带有极强理性主义色彩的进化论，而是承认进化论有一定道理，用它也确实可以解释人类活动。不过，章太炎强调，在理解进化论时，需要意识到进化本身是不带价值判断的，将进化与某种价值判断相结合，就遮蔽了进化过程的复杂性。因为属于善与乐的东西会进化，属于苦与恶的东西也会进化，必须合而观之，方可洞察其本质。在此视野下，进化论就不能再被用来替现实当中存在的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进行辩护。

当然，章太炎认为在考察人类活动时依然需要进化论，但不是那种体现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进化论，而是“随顺进化”，即“择其最合者而倡行之”，让进化过程中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避免坏的一面不断扩充。在他看来，当时流行于世的各种政治思潮里，能称得上“随顺进化”的唯有社会主义，因为“其法近于平等”，所以值得提倡。只要对社会主义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排斥进化论，而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呈现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脉络，探索人类未来实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公平的道路。章太炎认为社会主义体现良性的进化，更可证明他绝非出于守旧立场才反对进化论，而是揭示并批判借进化论来施行压迫与剥削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贺麟的观点，在这一点上，章太炎确实比梁启超等人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