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万物各得其所的秩序与关系，达到“世无工宰，见无文野，人各自主谓之王，智无留碍然后圣”的境界。这样的秩序与关系超越坚持单一性或多样性的非此即彼二分法，它虽然承认万物之间以“真心”为枢轴而形成的联系，但并不将特定的价值预设作为“齐物”之前提。在这一视野下，章太炎认为“兼爱酷于仁义，仁义憯于法律”。他并非否定“仁义”和“兼爱”本身，而是揭示某些政治力量用“兼爱”和“仁义”来掩盖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并使人眩于这样的名实关系而不自知，进一步将这样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合理化，使被支配者内心丧失质疑、批判、反抗这样支配关系的意愿。
在章太炎看来，齐物哲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原夫《齐物》之用，将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齐，文野异尚，亦各安其贯利，无所慕往。飨海鸟以大牢，乐斥鷃以钟鼓，适令颠连取毙，斯亦众情之所恒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今之伐国取邑者，所在皆是……向令《齐物》一篇，方行海表，纵无减于攻战，舆人之所不与，必不得借为口实以收淫名，明矣。
在这里，章太炎指出文野之别与近代列强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其中他特别强调这样的“文明等级论”话语会造成“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的假象，让那些被定义为“野蛮”的国家与地区民众认为列强的殖民扩张是让他们“获与文化”。这一观察深具洞见。“文野之见，尤不易除，夫灭国者，假是为名。”纵观中国近代思想史，除了一些坚守中国传统价值的士人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作为典型的西方列强意识形态话语的“文明等级论”对于近代士人与知识分子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其主要特征在于，不少人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开始服膺“文明等级论”所描绘的世界图景，视西洋为“文明”，视中国为“半文明”或“不文明”，认为近代中国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就是按照列强所设定的“文明标准”，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改变，并发自内心地渴望得到那些“文明国际”的承认。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彻底“融入”由那些所谓“文明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相信这是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甚至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秉持这样立场的人士经常宣扬列强来华并非在侵犯中国主权，只是想做生意罢了。在这样的商业活动里，中国也能分取一些利益。而随着如此这般的中外交往日渐频繁，中国就能慢慢地走向“文明”。他们的知识结构、所属阶层、社会关系、利益取向，决定了他们很难有机会意识到除了遵循“文明等级论”式的发展道路，人类还可以探索更为丰富的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所以他们经常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相似地，他们也不相信中国能够通过独立自主的发展实现富强，因为一个没有西方“文明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他们所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在清末从哲学层面展开的这些批判性思考，正如贺麟与侯外庐所言，不但在当时高出同辈一筹，就算是放到中国近代史上看，也显得弥足珍贵。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属空谷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