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结构来看，清末革命运动的主要参与群体是出身于大小士绅家庭的知识分子。虽然在具体行动上他们经常习惯借助会党的力量，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把会党视为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其力量来组织武装起义而已。在自我定位上，革命党人多将自己看成“中等社会”，即一方面与那些在他们眼里属于无知无识、有待启蒙的“下等社会”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不同于那些或是身居高位，或是和清政府关系紧密的“上等社会”。他们既批判清政府的无能及东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强调要“文明排外”，不能效仿他们眼里主要由“下等社会”构成的义和团之所为。在他们心中，“二十世纪之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吾学生为之支配之，为之整齐之”。
在此背景下，章太炎1906年东渡日本，担任《民报》主编，这对青年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心向革命却未加入革命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极大。因为那些立志于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在表面上对清政府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其实还是与士绅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士绅阶层内部所流行的价值规范与人物品鉴标准，具体而微地影响着大多数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章太炎虽无科举功名，但肄业于诂经精舍，深受江浙学术传统熏染，得到不少著名士人的认可。身带这样“光环”的人加入革命阵营，无疑大增其光彩，彻底改变一些人因信息不对称而觉得革命阵营草莽色彩极浓的想法。宫崎滔天曾这样回忆主持《民报》时期的章太炎：
在江户川大拐弯附近有一座挂着黄兴题名的“平等居”的房子。这就是民报社。起初，番众町滔天家的正门上曾挂着民报社的小牌子，但时间很短。后来除首领黄兴在这儿定居下来外，几个（或许是十几个）议论纷纷互相争论的青年之中，还可发见一个胖胖的举止老成、悠悠然隐士模样的人物，此人就是章炳麟。听说他的生活方式，每天除了思索和读书写作以外，余事一概不闻不问，似乎让人一看便觉得像是老子。另一位日本人，日本近代东洋学代表人物内藤湖南也观察到：
章太炎大力鼓吹《左传》。此人是非常特别的人，在东京的留学生中非常有人望、有势力。他执笔的《民报》杂志在中国留学生中大受欢迎。这给最近的思想界以很大的影响，使得对孔子为中心的崇拜意识渐渐淡薄起来。
此外，汪东回忆，章太炎出任《民报》主编后，“其文虽非尽人能解，但大家觉得学问这样高深的人也讲革命，再配合着他在东京讲学，收了不少门人，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在当时留学界确实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
汪东提到的东京讲学，确实是章太炎在日本期间除宣传革命外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庚子事变之后，众多留学生与政治人物东渡日本。当时日本国内以政教社成员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上下醉心欧化的现象，有意建立民族自尊及增强日本人的主体意识，因而提倡“国粹主义”。他们主张要挖掘属于日本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其发扬光大，以此对抗他们眼中败坏世风的西方文化与日趋腐化的中国儒家传统。国粹主义在日本绝非限于学术研究，而是有着很强的政治指向，它配合日本国家主义思潮，强调日本应对内巩固统治，对外加紧扩张，与西方列强在东亚展开争夺，让日本成为所谓“东亚盟主”。
这一思潮很快就被那些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关注。1902年7月《译书汇编》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的文章。其中叙述日本的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就社会而论，必言和服倭屋不可废，男女不可平权等类”。戊戌变法之后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也提到：“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黄节则认为：“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在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也效仿日本的国粹主义者，开始提倡“国学”。他们用“国学”这个概念来指称中国传统学术，以此区别于“西学”和“东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提倡国学最为用力的报刊《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多和革命党有比较密切的往来，他们所谓国学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对“君学”的否定，但国学这一概念却同样被清政府及其同路人所借用。1906年，赵炳麟上疏建议清政府设立“国学专门学堂”，以此来“保存国粹”，达到“坚国民爱国之心”的效果。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分析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更是在知识分子圈里产生不小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定义国学，如何在国学的框架下梳理中国传统学术，已经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争夺话语权的组成部分。
章太炎在1906年担任《民报》主编不久，就有意创办一个国学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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