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诂中国传统

被视为治学之基础。顾炎武说：“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戴震亦言：“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在章太炎清末民初的学术著述中，致力最勤、成果最多的当属语言文字之学。他强调：“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之所以被称为“清学殿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小学功底充分继承了清代汉学的传统。除了《国故论衡》中的小学部分，他的其他语言文字学著作同样精义颇多。比如《新方言》阐述他对整齐中国各地方言的主张，当时即有读者感觉“颇多新义”；《小学答问》为与众弟子论学时的记录，探讨汉字本字借字的流变之迹；《文始》集中分析汉字的孳乳规律。在近代西方列强逼迫之下，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中国语言文字备受质疑，或是被认为烦琐难学，或是被认为缺乏逻辑，或是被批评不善描述新事物，或是被视作落后习俗的象征。对此，章太炎在与那些抨击中国语言文字者和希望用域外标准来改造中国语言文字者的辩论中，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出发，在语言文字的定义、中国文字的特点、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新的诠释。他借助清代汉学的成果，吸收近代语言学的理论，强调“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语言者，心思之帜”。语言文字与民族性息息相关，它是维系全民情感与认同的重要纽带，从语言文字中可以窥见中国文化里所独有的价值观念与伦理准则。此外，章太炎指出：“一国之有语言，固以自为，非为他人。为他人者，特余波所及耳。”本国语言是本国民众每日都在使用的交流工具，外人是否感觉便利不能成为评判它的标准。而从宏观的角度看，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一方面需要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另一方面需要妥善继承拥有数千年历史之久的中华文化。在此视域里，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也就凸显了出来。他强调：“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由于具有统一的书写形式，中国各地民众能够有效地相互往来交流，这对维系国家统一意义重大。而文字中所表现的观念与价值，更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共通之物，让人们虽身处胡越，但宛若一家，避免了因言语不通而导致交流不畅。

在《国故论衡》的小学与哲学部分里，章太炎进一步探索中国语言文字形成与演变的特点。关于语言文字的缘起，他认为：“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语言产生于人们接触到具体事物之后，因此语言与社会实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终于思”。在感受到具体事物后，随着思维方式的进步，人们便能逐渐用专门的词汇和概念来描绘世间万物的特征和属性，这样就形成了文字。中国语言文字产生于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内。人们经过长期实践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通过思考与总结，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用以描述周遭环境的符号系统。随着历史变迁，它记录并传承那些通过总结社会经验而来的观念，久经积累，发展成独特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字的宝贵，就在于起到文化载体的作用。此外，关于《说文解字》的“六书”当中的“转注”与“假借”，章太炎认为此乃汉字特有的造字之法，可驾驭文字的繁简。有了转注，则“方言有殊，名义一也”，各地读音相似的字可以互相表达，使各地民众有了相互沟通交流的前提。而假借的意义在于执简驭繁，能让有限的汉字表达更多的意思，达到“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的效果，有助于文化普及。通过对转注与假借进行新的阐释，章太炎意在探索中国文字的衍生规律，展现中国文化的发展特点。

在近代中国，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整齐方言、创造统一的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章太炎之所以在清末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的背景下花费许多精力编撰《新方言》，也是缘于这样的时代关切。他的方言理论主旨即认为“中国方言，传承自古，其间古文古义，含蕴甚多”。中国各地的方言虽然发音歧异，但或多或少都留存了古代经籍中的字音，“今之殊言，不违姬、汉”，展现出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风俗多样的共同体长期延续、统一的历史事实在语言文字上留下的印记。此外，若将方言视为地方民间文化的代表，那么既然方言与古音关系如此紧密，也就证明中国历史是上层与下层共同塑造的，“雅言”与“方言”绝非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章太炎并不反对“文言合一”，但前提是“九服异言，咸宜撢其本始”，必须要在充分考察各地方言特点的基础上才可践行。因为许多经籍所载之故训以变相的形式保留在各地方言之中，所以各地方言虽然发音不尽一致，但彼此语根并无差别。这样的论述，既尊重各地方言自身的特色，又维持经籍与民间语言之间、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平等与统一，将以方言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说明了“文”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