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互有交融。
除了深入研究语言文字之学，章太炎还对文学展开探讨。他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在这里，他对“文学”进行了一番定义，扩大了“文”的范围，即“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基于此，章太炎认为《文选》中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论，以及清儒阮元对这一观点的阐释发挥，皆不足以洞察文学之本质。他致力于扩大文学的范围，主要是为了矫正在他看来已趋于浮华夸诞的文风，让言之有物、条理清晰、质朴整饬的典制之文与论说之文成为改善文风的典范。他指出：“故凡有句读文，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淳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与此相反，文章“华而近组则灭质，辩而妄断则失情”。以此为标准，章太炎认为魏晋时期的文章风格值得借鉴，因为彼时之文“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反观唐宋时期的文风，“晚唐变以谲诡，两宋济以浮夸，斯皆不足劭也”。当然，对于以表达情感为主的诗，章太炎则有另外的标准。他认为好的诗能将作者的真情实意表现出来，让人读后能够感同身受。如果没有情感基础，刻意寻章摘句，这样的诗很难感人至深。因此，他强调：“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
蒙文通曾这样回忆晚清以降的经学研究风气：“最风行一时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两派的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的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先生。二十年间，只是他们的两家新陈代谢，争辩不休。”作为晚清大儒俞樾的学生，章太炎对经学自然有极深的研究。但他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里，对于近代经学最为深远的影响莫过于他重新定义了何谓经书。在他看来：
“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
按照这样的解释，“经”的本意并没有古人所强调的那些神圣性甚至神秘性，而是与上古时期制作典籍的物质条件有关。引申而生的，就是经书在中国古代典籍里也没有不证自明的权威性，而是与其他门类典籍一样，能够被人们以平等的眼光来审视与研究。当然，章太炎并未因此而无视经学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孔子整理上古经书，使文化得以保存与传承，这一点已足以让孔子不朽。作为六经之一的《春秋》之所以值得人们珍视，是因为它开启了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传统。历史为什么重要？章太炎指出：“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因此，“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春秋之绩，其什佰于禹”。
关于如何看待诸子学，章太炎在《国故论衡》的《原学》里认为：“诸子之书，不陈器数，非校官之业有司之守，不可按条牒而知，徒思犹无补益。要以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回顾则是矣。诸少年既不更世变，长老又浮夸少虑，方策虽具，不能与人事比合。夫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无以为候，虽至非素练其情，涉历要害者，其效犹未易知也。是以文久而灭，节奏久而绝。”在他看来，先秦诸子并非将探讨抽象问题作为重点，而是多含切合人事之语。因此，必须诠释者本人久经世变，涉历渐深，方能体会出其中内蕴。
此外，诸子学在近代重新被人重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人们受到近代西学启发，从新的角度审视诸子学。虽然章太炎在1906年以后反对那种简单地用中国传统比附西学的做法，但他却吸收了不少印度佛学的资源，用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关于这一点，他在《国故论衡》的《明见》篇中指出：“自纵横、阴阳以外，始征藏史，至齐稷下，晚及韩子，莫不思凑单微，斟酌饱满。天道恢恢，所见固殊焉。旨远而辞文，言有伦而思循纪，皆本其因，不以武断。今之所准，以浮屠为天枢，往往可比合。”不同于时人常因慕强而歆羡西学，章太炎认为同处亚洲的中印之间应在文化上互相借鉴，以克其短。《齐物论释》就是他借鉴佛学来阐释先秦诸子的代表作。
在章太炎这一时期阐释诸子学的论著中，影响最广者当属《诸子学略说》（又名《论诸子学》）。他在其中对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的儒家及其创始人孔子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与露骨的讥刺。在他看来，“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不但孔子本人“湛心荣利”，而且“用儒家之道德，故坚苦卓励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章太炎全篇极少涉及诸子各派学说，而将重点放在诸子各派的道德与学品上面，认为儒家在这些方面无疑是非常差劲的。当然，章太炎此论的真实意图并非单纯批孔，而是影射在他看来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才宣扬君主立宪的康有为。这篇文章给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十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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