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适以人智乱其步骤”。可见，他之所以作《非黄》，并非对生活于数百年前的黄宗羲有何恶感，而是不满于借黄氏之言为源自近代西方的代议制大张声势的时贤。他心目中真正的“法治”，是“考课有官，除授有法”，是“弃前识，绝非誉”，以客观、清晰、公开的固定规则为施政基础。其中的法家因素至为明显。由此也可见，章太炎在思考政治问题时非常注意从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内在逻辑出发考量历代制度得失，以是否有助于保障民众利益为标准，而非眩于西洋新制以至于不知别择。
正像章太炎在阐扬先秦法家之时不忘以庄子学彰显个人价值一样，在批评黄宗羲的同时，章太炎并未忽视明清思想史中强调应使个体免于压迫的思想遗产。在他看来，清代汉学巨子戴震的主张就有这样的意义。在与《非黄》发表于同一年的《释戴》一文里，他认为明清两代将程朱理学奉为官学，皇帝在斥责大臣时不再常拿朝廷律令来说事，而多以理学思想为利器，动辄斥责大臣不遵守天理，使自己成为道德判官，将后者置于道德审判台前。由于理学话语具有高度主观性，这就让皇帝能够随时凭自己好恶来控制大臣，使后者长期处于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状态。流风所及，清代的雍正皇帝很少以法律条文责人，而喜用理学话语呵斥臣民，将被呵斥者贬为违背圣人之道的败类，使之备受精神压力。
章太炎指出，戴震生于民间，“知民生隐曲”，有感于此，撰写《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其中的主旨就是“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将皇帝运用理学话语进行政治与社会控制的手段揭示出来，拆穿清帝表彰程朱理学的真实意图，同情那些匍匐于理学话语下的生民，这在清代压抑沉闷的政治氛围里堪称空谷足音。当然，章太炎还强调戴震以欲为理之论，“固政之言，非饬身之典”，是要在政治生活中承认人的合理欲求，然而从修身的角度来看，此论却容易流于极端，使人在追求欲望的名义下忽视道德修养。
1910年，《学林》杂志在日本发行。章太炎的不少论学之作，如《秦政记》《释戴》《非黄》等皆刊于此。这份刊物除了偶见章太炎弟子黄侃的诗文，其余皆为章太炎本人之作。它的发行人在该刊的发刊词中这样评价章太炎的学术：
余杭章先生以命世之材，旅居不毛，赫然振董，思所以延进后生，求一二俶傥（倜傥）者与之通道。谓前世学术，始或腐蚀不修，终以沦灭者有之矣，未有贤儒更出，婪然周汉而中道剥丧如今日者。其咎不专在趣新。徒以今文诸师，背实征，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己先冒赣，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重以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学术既隐，款识声律之士，代匮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文也。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今之所急，在使人知凡要。凡要远矣，不在九能目录中。盖无尺蠖之诎者，无独伸之功；无龙蛇之蛰者，无跃见之用。博而约之，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以是牖民，如璋如圭然。先生所为书，既章章有条牒矣。同人复请著《学林》，尽其广博，以诒逖近，先生则诺。
这段话要言不烦，可以说是对章太炎那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极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