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新文化运动

1916年6月，称帝不到一百天的袁世凯在全国声讨、众叛亲离中死去。不久之后，章太炎重获自由，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随后又至浙江扫墓。在浙江期间，对于时局，他这样说：“袁氏既亡，黎总统已有明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此后民国基础当可牢固。”但是他也很清楚，“国会既不得国民为之后援，复无军队为其保障，则八百之议员虽日日开会，日日议决，其能强政府以必从耶？”因此，他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再次合作，积极联络各方力量，筹备政府，组建军队，对抗与袁世凯关系紧密的北洋军阀。此时北京的国会以投票形式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将其推上中国政坛的中枢，大有替代袁世凯而成为北洋系新盟主之势。总统黎元洪缺兵少权，无法对抗段祺瑞。眼见此状，章太炎南下广东会晤岑春煊，希望他能加入对抗北洋军阀的队伍。但两广军政大权此刻正掌握在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之手，陆氏依违于各方，不愿公开对抗北洋系，因此章太炎只好另图他策。

自清末起，革命党就与南洋华侨保持着紧密联系，后者对革命事业支持甚多。1916年10月，章太炎应当地华侨之邀赴南洋游历，联络革命党在当地的力量，同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槟城的演讲中强调，“今之帝党，自知恶积罪盈，永难齿于人类，非与民党相仇，急图报复，必无存活之理”。因此，他劝当地华侨不要受到北洋系及其依附者蛊惑，而应积极支持革命党的活动。1917年初，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以中国是否出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焦点，爆发“府院之争”。向来为章太炎所支持的黎元洪为了对抗段祺瑞，不惜与徐世昌、王士珍、张勋等人联合，并邀请张勋带兵进京，调和府院两方。张勋到京之后不但主张要让所谓“督军团”来主导政局，还极力打压国民党在京势力，甚至策划导演了让清逊帝溥仪复辟的闹剧，章太炎长期的批判对象康有为也积极参与其中。这让章太炎极为愤怒，他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参加旨在保卫共和的“护法运动”。他强调：“夫共和国家，以法律为要素，法存则国存，法亡则国亡，合法者则为顺，违法者则为逆，持一法字以为标准，则可判别一切顺逆矣。”他所谓“法”，就是以宪法为象征的“法统”，即政府的合法性所在，类似古代的“正统”。秉持此见解，他主张：“经略中原，使黎总统（黎元洪）复职，旧国会重开，倡乱群凶俱获正法，约法效力乃见真行。”

1917年9月，因不满北洋系而南下的原国会议员在广州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任命章太炎为大元帅府秘书长。不过，军政府的基础其实很不牢靠。孙中山除了有一批追随者，基本上没有能直接指挥的军队，因此必须依靠西南军阀的力量。而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愿意和孙中山合作，是为了让孙中山帮自己牵制北洋军阀，使自己能利用南北双方的矛盾来割据地方、保存实力。1918年，非常国会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将元帅制改为合议总裁制，使孙中山的地位越发有名无实。此外，在章太炎那里，他的本意是让孙中山拥戴黎元洪当总统，以此表示尊重民国法统。但孙中山自己，包括听命于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却希望让孙中山成为中国最高领袖，这就与章太炎的想法不无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在时人眼里，北洋集团固然绝非善类，但民初旧国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它只是那些政客争名逐利、分赃斗法的工具。因此孙中山等人高举护法旗帜，其实比较缺乏社会基础。

章太炎认为要想增强军政府的实力，笼络团结西南军阀至为关键。他在1917年初就向后者喊话：“诸公藩翰西南，干城是职，惟愿勠力一心，嘉猷入告，使黄陂（黎元洪）外得援助，则争去就者不能要挟，而黩武之祸自纾。”为了进一步联络西南军阀，同年9月，章太炎主动提出去云南等地与唐继尧等人面商护法事宜。可唐继尧等人虽然表面上十分尊重章太炎，任命他为滇黔靖国联军总参议，但实际上却依然打着自己的盘算。章太炎屡次催促唐继尧出兵护法，夺取湖北，控制南北交通枢纽，可后者的目的却是借机占据四川与贵州，实现其“大云南主义”。在唐继尧眼里，孙中山属于“激烈分子”。因此章太炎的西南之行除了与当地文人学士颇多往来，并未达到其主要政治目标。就像章太炎在西南地区的境遇一样，整个护法运动最终也无果而终。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想通过依靠一派军阀来反对另一派军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很难奏效的。

正当章太炎在为时局奔走呼吁之时，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面貌的事件正在酝酿并爆发。1915年，《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主编是自清末起就参与政治运动的陈独秀。这份刊物最初的撰稿人，多为经历不少政局变动的中年知识分子，正是由于对活跃于政坛上的各派力量的极度失望，他们才希望用这份以“青年”为名的刊物向广大中国青年喊话，期待青年肩负起救国的重任。1916年，《新青年》刊登了易白沙、陈独秀等人撰写的批评孔子与儒学的文章，把社会上的尊孔思潮与民初政局联系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