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新文化运动

来，将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视野扩大至文化层面，开始探讨中国之所以衰败混乱的文化根源。也是在本年，北京大学任命老革命党人、光复会首任会长蔡元培为校长。此后北大日渐成为新思潮的中心，并促生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接下来的两年里，《新青年》杂志依托北京大学的师资与人脉，刊登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讨论新文学与白话文的文章，刊登了鲁迅著名的《狂人日记》，刊登了李大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使这份刊物的影响越来越广，青年一代越来越关注新思潮、新文学，各地出现大量效仿《新青年》风格、主要由年轻人创办的地方性刊物。这便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章太炎等人日渐被新一代知识分子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伴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新与旧、传统与西化、新文明与旧文明的分野，在中国政学两界显得越来越明显。

作为一位革命者，章太炎其实也隐约意识到新的巨变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使日军在东北地区能更为方便地活动。消息传出，留日学生群情激奋，纷纷组成救国团回国请愿，各地也爆发了多起抗议示威活动，商界亦号召民众抵制日货。目睹斯景，章太炎认为：

近日因段氏卖国事件，日本学生全体回国，下江抵制日货之声，日益腾沸。卖国之罪，视解散国会为重，人心怨愤，亦较解散国会为深，此时若能顺用民心，较去岁必有进步。

可见，他确实在思考如何与这些新的力量相结合。毕竟，当年在东京主编《民报》时，自己身边也聚集着一群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留学生。在四川与西南军阀周旋之余，章太炎向当地青年做演讲，分享自己对于青年从事政治活动的隐忧。他认为，青年的第一个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他建议“现在青年若能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不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此外，章太炎还提醒，青年另一弱点“就是妄想凭借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他认为：“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抱定宗旨，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对此，他特别提到刚成立不久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从宏观层面来看，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之一就是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这一政治力量有新的组织与动员形式，新的政治与文化主张，它极不同于清末以来的士绅、军阀与买办群体。青年学生是新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太炎希望他们不要因求轻便而去利用已成势力，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旨颇为契合。

新文化运动刚兴起时，最引人瞩目的焦点问题其实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其中，胡适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胡适能在北京大学立足，离不开北大文科中的章门弟子支持。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桐城派文人一度占据了文科的主导位置，姚永概、马其昶、林纾等桐城派名士先后任教于此。1913年何燏时出任北大校长，开始整顿校内派系，林纾与姚永概二位桐城派大将因人事纠纷而离开北大。与此同时，北大预科学长胡仁源（后任校长）开始将章太炎的门生引进北大，替代桐城派。朱希祖、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人陆续进入北大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书的陶希圣就回忆：“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学界的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1916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聘请刘师培、周作人进入北大，让与章太炎在清末颇有往来的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使北大章门力量越发壮大。胡适初来北大，不但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并且很快与钱玄同建立联系。

胡适虽然长期自诩深得带有极强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哲学之神髓，但在撰写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时，他却经常参考章太炎的著作。在给友人许怡荪的信里，他自言今世研究先秦诸子者，“其真能得诸子学精华者，惟章太炎先生”。并说虽然自己不完全照搬章太炎的结论，但“适治诸子得太炎先生所著书之助力不少”。不久之后，胡适给许怡荪写信，让后者帮他在国内搜集章太炎的著作供自己参考。收到许怡荪寄来的书后，胡适又对他说，自己把章太炎的论诸子学著作“细细圈读之”，虽然“颇费功夫，而所得不少”。回国之后，胡适将《先秦名学史》略作改动，更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少篇幅确实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论诸子学部分颇为相似。无怪乎钱穆晚年直言胡适此书“称述先秦诸子，大体因承章氏《国故论衡》之意，惟文言、白话有所不同而已”。在此背景下，胡适到北大后，很自然地主动与章太炎门生打成一片。

置诸当时的背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倡白话文，批判文言文，虽然对章太炎表彰的魏晋文章也有冲击，但更主要的针对对象是北大文科里的桐城派。加之章太炎自己在清末也于《教育今语杂志》上发表过不少白话文，因此，胡适的主张很快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