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新文化运动

了章门高足钱玄同与朱希祖的响应。不过，在另一位章门高足黄侃看来，胡适鼓吹白话文及白话文背后的新思潮，会对中国传统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后来北大学生效仿《新青年》创办《新潮》，黄侃便支持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的学生创办《国故》以抗衡。听闻黄侃等人的言行后，章太炎在给吴承仕的信中谈道：“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不久之后他又对吴承仕说：“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孑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也。”或许是此时正忙于劝说西南军阀参与护法运动，或许是对先前自己门生与桐城派的斗法印象犹存，章太炎觉得黄侃等人没必要与提倡新文学之士一般见识。在他看来，新文学实乃“浮薄”之像，不值一驳。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来看，章太炎未能意识到新文学对于文化普及与政治动员的巨大意义，新文学背后不仅是新思潮的传播，更是在召唤新的政治力量。不过从学术的角度看，章太炎此论却不能说全无道理。1920年，在北大读书多年，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致信蔡元培，直言：“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的风气，而非讲学的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

虽然新文化运动具有极强的政治指向，并且这种政治指向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越来越有号召力，但在胡适眼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才是中国的榜样，十月革命的经验则是疏于谈“具体问题”的“主义”，不值得过度提倡。因此，他希望将新思潮的意义局限在学术与文化层面，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等事项。其中，他尤为重视整理国故。因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是近代以来的重要议题，能否在此议题上形成自己的主张，关系到能否获得学术话语权与领导权。

由于晚清以来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所以要想介入此领域，需要对清代汉学传统进行诠释。在胡适看来，“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暗合科学的方法”。虽然类似的观点在晚清就有不少人谈及，包括章太炎收录于重订本《訄书》的《清儒》，但胡适想强调的重点并非清代汉学暗合科学方法，而是何谓“科学方法”得由像他这样留学美国、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的人来定义。在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里，为该书作序的蔡元培就称赞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当然，胡适本人与蔡元培提到的、被称为“绩溪三胡”的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翬并非同宗。而这本书的出版与其说在晚清以来大量研究先秦诸子的论著里如何显得出类拔萃，不如说是被不少希望迅速掌握治学门径的青年学生奉为理解何谓“科学方法”、何谓中国文化的入门读物。

受到胡适等人的影响，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故之风，一批青年学子纷纷加入其中，各种速成式的国学概论小册子纷纷面世，不少虽具有一定传统学术功底，但谈不上有多少精深见解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对国学素有研究的专家。在此背景下，当时在东南地区影响力极大的江苏省教育会于1922年3月在上海《申报》上发布广告，告知自该年4月1日起，每周六下午皆邀请章太炎来公开面向社会大众讲演国学。此外他们还特意说明，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因为目睹欧风东渐，国人竞尚西学，导致国学呈衰微之象。为了振衰起微，使中国文化能够与西洋文明并驾齐驱，所以敦请章太炎开坛设学。而这次讲学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乃是自晚清以来便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江苏著名社会活动家沈恩孚。

首次讲演，因为章太炎名气极大，所以来听讲者众多，总计达到了三四百人，遂导致原来会场的座位顿显不敷。讲演结束之后，一些有心之人还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认为讲演时间与所设座位皆应增加，并且还应借此机会扩大讲演规模，请更多的专家来参与斯事，并刊行杂志，广为宣传国学。一时间，章太炎讲演国学，成为备受沪上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关注的一件大事。而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讲演，听讲的人数依然不少，以至于江苏省教育会不得不另寻更为宽敞的地点，以应对如此众多的听众。

不过，第四次讲演，章太炎因路上塞车晚到了半个小时，导致早已到场的民众里面不少人已先行离去。这样一来，总计的听讲人数便只剩下200人左右。在那以后，听讲的人数就日渐减少，虽然主办方加大了宣传力度，不断在报纸上发布预告，但这一情形依然难见改观。1922年6月10日，章太炎最后一次开讲，据报道到场人数仅80余位，这与首场讲演时的盛况相比，差别宛若天壤。总之，章太炎的这次沪上讲学，以热闹始，以冷清终，实话说来，情形颇显惨淡。

章太炎这次演讲的内容被曹聚仁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