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新文化运动

并以《国学概论》为书名出版。除了概论和结论，章太炎讲授了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基本上是将他清末民初一系列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观点用比较通俗且扼要的方式讲一遍。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强调研究国学应明晰“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辨书籍的真伪”“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这其实已经是在用比较客观和实证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传统了。特别是“知古今人情的变迁”，章太炎指出：“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当政治制度变迁的时候，风俗就因此改易，那社会道德是要适应了这制度这风俗才行。”这一观点强调要注意社会的变化，不能把先前的道德规范强行用于新的社会制度之中。此论明显和那些率由旧章、反对变革的迂腐守旧之论不同。不过，对于影响广泛的白话文运动，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他认为：“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同时他指出，在各地方言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贸然采取文言一致，将会造成新的隔阂，所以“白话文能尽传口语的真相，亦未必是确实的”。

对于章太炎在上海演讲国学，身在北京的胡适及其同道全程关注，并且十分注意观察章太炎在此过程中有无批评新文化运动之语。当他们看到章太炎关于白话文的这番意见之后，立即撰文反击，并将章太炎的这一商榷意见视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把章太炎演讲国学上升到守旧势力要反扑的高度。由此可见，虽然胡适等人表面上鼓吹带有解放意义的新思潮，但实际上其神经高度敏感，意识形态的弦绷得很紧，唯恐社会上出现与自己想法不一致的声音。其中，已经成为新文化健将的周作人用笔名撰文声称：“我看见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那国粹派未必真会去复兴明堂或实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倾向却已显著了。”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便是章太炎沪上讲演国学。周作人说：“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不能赞一辞的，但我觉得他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大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之正宗，小说戏曲都是玩物丧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担忧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听说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言论，说章太炎先生讲国学了，可见白话新文学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忧不是完全无根的。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文化之至治。”可见，章太炎批评白话文，在提倡白话文的周作人眼里，成为必须要坚决批判的大是大非问题。甚至章太炎演讲国学也被他看成与“或参禅炼丹，或技击，或治乩卜”等迷信活动没什么区别的事情。

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引起胡适的极大兴趣。胡适专门将其剪下并贴于日记之中，并且决定要撰文响应。他以“Q·V”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强调周作人的担忧过于悲观，复古与国粹乃过去的情形，在今日已无市场，更非未来趋势。时代潮流，不可遏止。所以“章太炎先生的讲学，更是近来的一件好事……太炎先生当日在日本讲学的历史，仲密君是知道的。东京当日听讲的弟子里，固然有黄季刚以及已故的康心孚先生，但内中不也是有沈兼士马幼渔朱逖先诸君吗？仲密君又提及上海因太炎先生讲学而发生的言论，但以我所知，上海报界此次发生的言论并不表现何等盲目的复古论调。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讲演里略批评白话诗与白话文，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曹君即是为太炎先生的讲演作笔记的人，这不更是可以打消我们的疑虑吗？”最后胡适呼吁：“文学革命的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革命若禁不起一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的讲学，那还成个革命军吗？”可见，胡适认为章太炎讲国学是“好事”，并不是认同他讲的内容，而是希望章太炎的观点会引起“反动”，从听者中出现更多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思想革命胜利者的姿态，仿佛他已掌握时代的动脉。大江东去，不可逆转，章太炎的讲学宛如旧派人物的垂死挣扎，最终逃不出“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联想到胡适几年前还在参考章太炎的著作来写博士论文，这样的变化着实值得玩味。

胡适等人之所以要这样批评章太炎，与其说是因为章太炎的观点多么守旧，不如说是章太炎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不把他批倒批臭，胡适等人就很难真正在学术界获得领袖位置。如果说1922年的国学演讲只是章太炎与胡适之间的“隔空喊话”，那么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