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政治歧路

时局的看法。

因此，章太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除了受到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很有可能还受到在巴黎留学时就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曾琦之影响。这使他很难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国民革命的口号与实践。1925年，他在上海国民大学发表演讲：

现在广东的党政府——什么“党”“不党”，简直是笑话，直是俄属政府——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最后，凡是借外人势力来压迫中华民族的，我们应当反对他，这便是我们最后的责任。

从内容上看，这番话很像中国青年党楬橥的“爱国、反俄、反共”诸口号。章太炎基于晚清参加革命运动时的经验，认为苏联也是“外人势力”，广东革命政权也是在借助“外人势力”而行事。他或许并未仔细思考，为什么五卅运动当中那么多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游行中的青年会认同广东革命阵营，会对共产主义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而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害，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培养政治代理人的现象，也恰恰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才被人们深刻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杨荫杭的观点就颇有见地。他在1925年撰文说：“中华如果‘赤化’，绝不如外人之言，为一国所煽动也。中华人绝不愿‘赤化’，若形格势禁，处于不能不‘赤化’，则列强共同之罪有以致之，非中华人之过，亦非煽动者之力也。一国之利权，不外铁路、矿产、航路诸大端，今皆操于外人之手；其心以为未足，又盘踞其税关，操纵其财政，箝制（钳制）其商业。中华商人虽竭力与之竞争，然关税一端已足以制其死命，而无自拔之一日。此类经济侵略政策告成之日，即中华全国人民待毙之时。中华人纵不愿‘赤化’，要不能不做人、不吃饭。他日全国人民皆为苦力，为外国人挽人力车，则今之乘汽车而反对‘赤化’者，即后之挽人力车而欢迎‘赤化’者也。”

1925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击败盘踞桂林的军阀沈鸿英，基本统一广西全境。1926年3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使国民革命军实力得到极大提升。1925年底，广东国民革命军发动第二次东征，攻下惠州城，随后收复海南岛，广东也获统一。至此，广东国民政府的后方已基本稳固。下一步就是挥师北伐，消灭北洋军阀。或许是有感于南方革命阵营蒸蒸日上，在上海的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互相联络，壮大声势。这时，身在上海的章太炎就成为重要的被拉拢对象。1926年1月，章太炎59岁生日，军阀孙传芳与江苏省省长陈陶遗送给他寿诗一轴，寿联一副，餐券一百席，白兰地酒一百箱，当地官绅名流上门祝寿者络绎不绝，场面很是热闹。而据黎元洪派至上海联络各方势力的人士观察：“吴（吴佩孚）、张（张作霖）、孙（孙传芳）诸军阀于太炎均尊若阁老，信使往还，欢迎其至鄂、至奉、至宁者，络绎不绝。”对于章太炎，“国中无论何派政客、军人，靡不低首请教。于太炎先生之前，积牍盈尺，游士盈门，实吾侪在京、津者想象之外。故太炎先生处消息灵通，人物杂沓，俨然一战国时三千游客麋集之稷下先生也。”此时的章太炎，虽然门庭若市，俨然国师，但正像鲁迅说的，“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其实不仅鲁迅这样看，身为梁启超高参的张君劢也认为章太炎当时“交友太滥”，劝梁启超不要与他组成政治联盟，免受牵累。

在此环境下，章太炎不自觉地受到围绕在他身边人的影响，成为他们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北伐的代言人。1926年4月7日，章太炎参与在上海成立的“反赤救国大联合”，并被推举担任理事。不久之后，他又参与发起“国民外交协会”，任名誉会长，鼓吹应以“反赤”作为外交之重心。1926年4月14日，“反赤救国大联合”召开第一次干事会，章太炎出席，讨论所谓“宣言草案”。该草案重复着北洋军阀与中国青年党对于国民革命运动的斥责论调，甚至认为“中国之于列强，无所偏亲，故列强于中国，亦无偏怨，假令易以赤帜，则均势之局一破，远东大战，立见开始”。为了“反赤”，该草案不顾列强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所谓均势状态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损害，而将其美化为“无偏怨”。或许是为了让这篇草案看上去更美观，其中还提到要“发展民治精神，凡不正当之势力、不合理之政治、不安宁之状况力求革除，团结民众，共趋法律轨道之上”。以及“实行社会政策，以调和劳资之冲突，普及适宜之生计，改良工人之待遇”。这些主张自然很符合当时的民众呼声。但问题在于，放眼中国，谁才是大多数人眼中的“不当之势力”，哪些政治集团身上最能体现“不合理之政治”，其实答案不难找到，章太炎自己在关于五卅运动的评论中也提到了。更有甚者，“改良工人之待遇”不能仅凭口说，而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当时除了广东的革命阵营公开强调“扶助农工”，其他政治力量并无相似主张。即便是一度以进步形象示人的吴佩孚，在发现工人运动不利于自己控制铁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