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政治歧路

后，就对之进行残酷镇压。

在此期间，章太炎主要在上海活动，而彼时控制上海的是盘踞东南数省的直系军阀孙传芳。据出任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的丁文江观察，“孙在军人中，很有才，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熟识民国掌故的徐凌霄与徐一士认为，孙传芳“以浙江为根据地，一跃而为五省联帅焉。在浙时收拾民心，与地方感情颇不恶”。因此，1926年8月，当北伐军一路报捷，吴佩孚已觉难以支撑之际，孙传芳为了显示自己在大兵压境之际依然气定神闲、从容不迫，为了笼络江浙一带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决定在南京举行投壶礼仪式。之所以选择投壶礼，是因为投壶在古代礼制当中属于宾礼或嘉礼，孙传芳意在借此表明，自己独占东南富庶之地，各方势力均难以与之抗衡。君子相争以礼，大家都应该在自己的安排之下，商讨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同时，鉴于当时吴佩孚屡屡向自己求援，而北伐军却并未停止前进步伐，孙传芳或许也在借此行为来向蒋介石等广州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暗示息兵戈、修礼乐，大家停战议和，互为妥协。

几天以后，孙传芳又拟成立“江苏省修订礼制会”，并聘请章太炎、沈彭年、姚文柟、汪东等11人为会员。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时，章太炎并未出席。随后在孙传芳、陈陶遗于南京主持的修订礼制会成立会上，章太炎列席参加，并做了发言。他认为修订礼制确实很重要，可以此来维系社会道德。但时代在不断变化，古代礼制有许多不适合继续用于今日的地方，一味复古，很可能适得其反。因此，需要制定一些符合现代社会标准，让人们易知易行的礼制。很明显，面对孙传芳煞有介事地大搞投壶礼仪式，章太炎的发言其实颇为冷淡，并未附和孙氏此举。在与好友李根源的信中，他对于此次南京之行如是描述：“昨为南京礼制会所嬲，夜往夜归。”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是所用的这一“嬲”字，却足以说明章太炎的态度。“嬲”，其意为打扰、纠缠，或许在章太炎看来，南京方面为此事屡次相扰，实在没有办法，才前去应付一下，自己本身对此并不多么热心。而在先前与弟子的信中，章太炎说：

果有匡时之志者，当思刘晔有言，昏世之君不可赎近，就有佳者，能听至言，十不过三四，量而后入，不可甚亲，乃得免于常絓。昔人与汉高、句践处，功成便退。若遇中材，一事得就，便可退矣，毋冀功成也。入吾门者，宜视此。

由此可见，虽然章太炎一度受到各种反对广东革命阵营的人吹捧拉拢，自己在政治主张上也受其影响，但在关乎出处进退的基本原则上，他还是十分冷静的。他认为在当时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点到为止即可，不必与各派政治力量过度捆绑在一起，以免陷入太深，身受其累。他毕竟与北洋集团斗争了十余年，对孙传芳等军阀的本质其实是有清醒认识的，并不想让自己完全被其利用，或者成为彼辈的同路人。

但问题在于，面对民初以来的混乱局面，大多数民众对北洋集团本无太多好感。而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展开，在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革命者的广泛宣传下，北洋军阀形象迅速负面化，凡是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或群体，也成为被激烈批判的对象。比如《新青年》杂志主要的作者高一涵就撰文评论：“如果雅歌、投壶真正可以保境安民，礼义廉耻真正可以行于禽兽世界，那么，我们似乎也犯不着希望他们退伍，自然淘汰似乎暂时也淘汰不了他们。可是老天爷太恶事做，偏给人类一点良心，受良心的驱使，偏要箪食壶浆的欢迎新年，深恶痛绝的诅咒老人。”在此除旧立新的观念下，他奉劝“一般精神上的老人，早早升天，不要转那临去的秋波，来耽误了青年的大事”。在这里，他虽然没有点出章太炎的名字，但不难看出所谓“精神上的老人”，就包含了章太炎。相似地，陈独秀认为由于章太炎领取了孙传芳的大洋，所以才发表支持孙传芳“讨赤”的电报，他们二人“在那里演唱双簧”。章太炎替孙传芳“摇旗呐喊”，实属“廉耻丧失”之举。像章太炎当年对俞樾“谢本师”一样，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有感于老师反对北伐，与军阀往来频繁，也公开撰文，认为章太炎“似乎已经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所以声明“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不复相关，唯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在此情形下，章太炎愈发被人视为守旧落伍之人，甚至连政治操守也受到怀疑。

1927年4月，北伐军攻入上海。不久之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后国民党一改广东时期的立场，将反共、清共作为主要任务，大肆屠杀左翼人士与进步青年，使党内许多有理想、有信念的党员遭受无情清洗，同时为投机钻营、反对扶助农工政策的人乘机进入国民党内大开方便之门。不过为了彰显自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依然宣称自己还在革命，并整顿军队，继续北伐。同样地，虽然蒋介石在北伐军控制长江流域之后不断与江浙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