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向留日青年学子讲授中国传统学术。作为章太炎的结拜兄弟，章士钊甚至先将国学讲习会的招生广告——《国学讲习会序》写好了。在这篇文章里，章士钊先批评在科举制下士子养成了为功名利禄而求学的不良习气，这让国学的真谛难以被发扬。随后，他又批评在追求新知的背景下，不少人视国学为落伍之物。而所谓追求新知，也免不了趋时好利的动机存乎其间，这让新学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科举。基于此，他指出：“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把是否重视国学上升到关乎中国存亡兴废的高度。
在将国学重要性强调了一遍之后，章士钊写道：
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知国学者，未有能诋为无用者也。作《訄书》之章氏者，即余杭太炎先生也。先生为国学界之泰斗，凡能读先生书者，无不知之。今先生避地日本，以七次逋逃，三年禁狱之后，道心发越，体益加丰，是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而吾人之欲治国闻者，乃幸得与此百年不逢之会。同人拟创设一国学讲习会，请先生临席宣讲，取为师资，别为规则，附录于后，先生之已允为宣讲者，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要之，先生之所欲授之吾人者多端，皆非吾人所能预揣，且将编为讲义，月出一册，故不赘。
从中可见，章太炎不但计划设立讲习会授课，还打算将讲义整理出版，广为传播。1906年9月，宋教仁在日记里记载了章太炎和他商讨国学讲习会课程设置的事项：
在庆午处早餐后，至《民报》社访章枚叔，坐谈最久。枚叔言国学讲习会已经成立，发布章程，其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又言诸君意欲请君讲宋元理学一科，可担任否？余谓余于宋元理学尚未入门，派别亦不清楚，至于区分学别，折衷古今，则更不能矣，此责实不能任也。枚叔又言及作文一科无人担任，且此科无善法可教，作文之善否，不可以言喻，又无一定之法则者也……余又言中国宗教亦讲否？枚叔言亦于文史学中略讲一二，但中国除儒、释、道三教外，余皆谓之异教，不能知其教理若何也。
根据这条材料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于国学讲习会的课程设置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他的设计，不但课程种类颇多，而且还分本科与预科。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此多的课程，即便章太炎学识广博，都能讲授，恐怕他也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独自承担，特别是他还要撰写文章与立宪派展开政治论战。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邀请宋教仁主讲宋明理学，并询问宋教仁何人能讲文章学。
不过，章太炎应该还是在国学讲习会里讲了一些内容。1906年9月，日本秀光社出版了《国学讲习会略说》，其中收录的《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文章，皆为章太炎所撰。根据这些文章的内容——比如《论语言文字之学》开篇即言“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论诸子学》开篇提到：“上来即讲文学，今就学说中诸子一类，为诸君言其概略。”——可以推测当属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授课的讲义。至于像制度学、文史学等内容是否讲授，今日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1908年，章太炎又在东京设坛讲学。许寿裳后来回忆：“民元前四年，我始偕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逷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家治），前往受业。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关于章太炎讲学事，钱玄同在1908年3月22日的日记里记载：“上午与味生至太炎处，意欲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炎首肯。”在讲学场所的安排上，据朱希祖在日记中的记载，先是在清风亭、后至帝国教育会、再移于大成中学，地点几经辗转。章太炎在这段时间特别致信钱玄同，谈及为何屡次更换讲学地址：“讲习会设在帝国教育会中，闻每月需费二十五元，此难为继。弟近已租宅小石川大冢町五十番地（风景最佳，如在园林中），书籍行囊，业已迁入（陶望潮亦居此）。楼上席十一张，不如就此讲习。会友既省费二十余元，而弟亦免奔走，最为便利。”关于章太炎的讲授内容，综合钱玄同与朱希祖的日记，以及其他人的回忆，包括《说文解字》等小学著作，以及《庄子》《楚辞》《文心雕龙》《汉书》《文史通义》等。章太炎此次讲学的形象，周作人曾有一段颇为生动的回忆：
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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