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朴素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
关于这次设坛讲学的听众，除了许寿裳提到的那些人，据任鸿隽回忆：“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浙人中有沈士远、兼士兄弟，马裕藻、马叔平、朱希祖、钱玄同、龚味（未）生等；川人中有曾通一、童显汉、陈嗣煌、邓胥功、钟正楙、贺孝齐、李雨田，及我与我的兄弟任鸿年等。还有晋人景耀月、景定成，陕人康宝忠，这些人大概是每讲必到的，所以还记得。”对于这批听讲者，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认为：“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他这里提到的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都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没提到的，如鲁迅与周作人，更是对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而在那些川籍弟子传播下，章太炎的学说在四川学术界掀起不小的波澜。虽然章太炎的这次讲学活动恐怕很难符合现代教育学对教育体制与教育模式的定义，但其成效与影响却远远超过绝大多数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机构。
在章太炎1908年讲学前后，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巨大的裂痕。当时的革命力量基本聚集在中国同盟会之下。中国同盟会1905年在日本成立，主要由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而成，并以兴中会为主体。虽然不少论著认为光复会也是同盟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同盟会成立时，光复会的主要成员多在国内，对于同盟会的情况并不了解。光复会的成员多为江浙一带人士，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起初由蔡元培担任会长，但由于他不擅长从事实际工作，特别是会党运动，因此颇具组织与交际能力的陶成章逐渐成为光复会的实际领袖。1907年1月，陶成章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留日会员中的浙江分会长。陶成章与龚宝铨关系密切，龚宝铨则为章太炎的女婿，因此，同为浙江人的章太炎与陶成章遂日渐熟络。总之，光复会虽然和同盟会同属革命阵营，但彼此各有渊源，交集有限，加之光复会出过徐锡麟与秋瑾这样名满天下的革命烈士，首任会长蔡元培又是进士出身，所以自然不觉得自己应居于同盟会之下。当光复会与同盟会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时，二者之间并无畛域，可一旦出现矛盾或分歧，除非领导者们有很强的大局意识与团结意识，否则很难不产生内讧。
彼时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聚集在日本。日本政府之所以允许他们在此间活动，并不是因为其统治阶级如何同情革命，毕竟革命党人所宣传的民主共和思想对于作为君主立宪国的日本而言没什么好处，而主要是因为日本统治阶级想把他们当作可以扰乱并操控中国政局的工具，因此基本是以利用的态度对待革命党。当日本政府需要和清政府搞好关系，或者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发生冲突，革命党所受到的待遇就会发生变化。1906年12月，革命党发动萍浏醴起义，清政府遂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求，让后者逮捕并引渡孙中山。而当时的日本执政者眼见美国盯上中国东北，为防止清政府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损害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日本政府决定做一些向清政府示好的动作。
因此，日本政府在1907年初要求孙中山离境。但为了不和孙中山断绝关系，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委托右翼团体黑龙会的头目内田良平去宴请孙中山，还送给孙中山一笔资金以示抚慰。这引起革命党内部不小的非议。关于此事详情，谭人凤回忆：
日政府派交涉员劝中山出境，送以程仪万金，中山受之，并于神户巨商铃木处借得万金，遂去日本。临行之际，招重要党员，宴会于歌舞伎座，颇尽欢。后章太炎先生闻中山得日赂，去时引党员宴会，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颇不平。幸同人调停解释，表面尚得曲全，惟同志之精神，则由此稍形涣散矣。东京为全国志士荟萃之区，《民报》又为同志总机关，最重要之处所。中山身为总理，橐贮多金，仅以五百金予之，以后遂听其自生自灭。异哉！且丈夫重意气，日政府既无理干涉，堂堂总理，受此万金何为？厥后日人对我党，日存鄙夷之见，何莫非因此事以启其轻侮之心耶？
不可否认，即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孙中山依然意志坚定，不气不馁，特别是不断想方设法为革命运动筹集资金。因此，从他的立场出发，接受日本人馈赠，将其用于革命事业，本无可厚非。但在旁人看来，孙中山等于是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的，却还要接受日方赠款，这似乎有损气节。更有甚者，当时革命党严重缺乏经费，孙中山拿到一笔资金，却不和同志商量如何使用，仅将少部分留给作为革命党机关报的《民报》，这让章太炎等人很难不心生不满。据胡汉民描述，章太炎得知此事后，将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并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个字。
章太炎为此事动怒，除了他极强的个性，还和《民报》当时确实财务拮据有关系。他在《自订年谱》中写道：
遁初（宋教仁）贫甚，常郁郁，醉即卧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