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狂歌，又数向民报社佣婢乞贷。余知其事，曰：“此为东人笑也。”急取社中余资赒之。然资金已多为克强（黄兴）移用，报社穷乏，数电告逸仙，属以资济，皆不应。
章太炎的此番回忆绝无夸张之语，这可由当时亲历者的回忆证明。黄侃回忆当时章太炎的生活状况是“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朱镜宙回忆：“先生（章太炎）居东京，每星期仅能肉食一次，麦酒二斤。蜀弟子陈新彦、曾通一能自调味，每隔数日，即亲烹馔以献，先生乐之。”吴玉章回忆，民报社经济最困难时，“章太炎等人几乎有断炊之虞”。看到此景，吴玉章号召四川留日学生给民报社捐款，不少官费生甚至将自己的官费折子拿去当铺当掉，换来钱款捐给民报社。在如此困窘的状态下，看到孙中山手握经费却不愿周济同志，章太炎的感受可想而知。当黄冈、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于是章太炎等人建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总理之职，让暂时代替黄兴出任庶务的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宣布开除孙中山，另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坚决反对此要求，硬是将这次风潮压了下来。当然，在这次倒孙风潮中，后来成为日本右翼精神领袖的北一辉也充当了重要角色。他极力鼓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驱逐孙中山的势力。依他的理解，孙中山代表革命党里亲西方的一派，章太炎则代表本土的“国权主义”路线，而清末革命的动力在于反对帝国主义，所以革命党应以章太炎等人为主导者。他颇为得意地认为，自己将这次倒孙风潮从人事与派系纠纷上升到革命路线之争的高度。由此也可见，清末革命党在组织上颇为涣散，让外部力量轻而易举就能影响内部人事关系。
而在孙中山那里，革命经费主要应用于武装起义。至于宣传活动，只要遇到合适机会，在哪里办报纸都可以，无须死守一块阵地。而且从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看，孙中山有听命于自己的汪精卫、胡汉民等善于文辞之人作为左膀右臂，在舆论宣传上也不是非章太炎不可。1907年8月，《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创刊，主笔为胡汉民、汪精卫、田桐、居正等人。孙中山对该报极为重视，将其视为新开辟的舆论阵地，大有取《民报》而代之之势。对于孙中山的这一行事风格，谭人凤评论：“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则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另一位革命党人评价孙中山，也认为：“孙文之处分党务，皆常以党魁之意志指挥党员而行之，未尝以本部之意思指挥各团体而奉行之。”
1908年，清政府派唐绍仪赴美担任中美联盟专使。唐氏途经日本时，《民报》刊登了抨击他的文章。唐绍仪得知此事，即向清政府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封禁《民报》。与上次勒令孙中山离境的动机一样，日本政府依然担忧清政府与美国建立联盟关系会不利于自己，于是答应清政府，以《民报》所登文章有鼓吹暴力暗杀之嫌为借口将其封禁，不准发行。为了对抗日本政府这一命令，章太炎多次与后者展开交涉，批判日本政府与清政府狼狈为奸。其言辞之激愤，甚至引起革命党内部的不安。据日本特务的监视报告记载，对于章太炎不妥协的态度，“黄兴、宋教仁等甚感其非，并曾设法制止。但章生性奇侠，不予采纳，宁愿单身上阵。据称章以外之领袖诚恐伤害日本朝野之感情，因而衷心感到忧虑”。其结果是，章太炎一介书生，仅凭文字言辞，自然不能扭转日本统治阶级的意志，《民报》被迫停刊。
当《民报》陷入经济困难时，章太炎与陶成章等人策划让后者去南洋筹款。但此时孙中山已命汪精卫等人在南洋开展工作，看到陶成章也来此地，并且颇有声势，汪精卫等人觉得他是来与自己“争地盘”的。据时人描述：“成章在英荷各属运动，孙文、胡汉民皆作书止之。成章至网甲岛之槟港，某某（按：指孙文）又诬成章为保皇党，嗾人暗杀成章，幸赖李燮和力为剖白，始免于难。”陶成章在1909年9月的一封信里也提到“孙文妄指弟为保皇党及侦探”。在该月的另一封信里，他直言自己“与中山已不两立”。在此情形下，陶成章发表《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将自己与孙中山等人的矛盾公之于众，指责孙中山蒙蔽、残害同志，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将其罪状遍告海内外。
与此同时，正当《民报》被迫停刊不久，孙中山授意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筹备《民报》复刊事宜。汪精卫等人未与章太炎商议，擅自编辑出版新的《民报》，托名在法国巴黎发行。这一举动意在将章太炎排除在《民报》编辑事务之外。这对于刚刚为了《民报》停刊事向日本政府激烈抗议的章太炎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等于说彻底无视他为了《民报》而付出的心血，把他看作用完即可扔掉的工具。对此，章太炎公开发表《伪〈民报〉检举状》，详细揭露孙中山、汪精卫等人为把持《民报》而搞的小动作。
陶成章与章太炎的这两篇文章将革命党内部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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