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之路

处。而对于这种治学方法的流弊，章太炎指出：

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邓析之杀求尸者，其谋如此；及教得尸者，其谋如彼。智计之士，一身而备输、墨攻守之具，若好奇爱博，则纵横错出，自为解驳可也。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耶？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

在章太炎看来，如果为了宣传政治主张而无视历代学术流变、任意质疑古书与古史的真实性，将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使人觉得中国古代没有信史可言。而一旦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的根基也就被动摇了，这不但会造成学术研究上的混乱，还会危及中国人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政治变革是近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的话，那么这种变革绝不能建立在粗疏简陋的学术基础之上。后来章太炎在提出政治主张时，往往要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其流变，并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他深思熟虑、立言谨严的表现。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恰恰是康有为如此这般的处理方式，开启了为宣扬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诉求而任意质疑、否定古史记载的先河。不过，在这篇文章里，章太炎依然强调自己只是在讨论学术问题，而非由此来否定变法运动，强调自己与那些借反对康有为学术主张来抨击变法者绝非一类人。

除了对康有为的经学主张进行商榷，章太炎在当时还从哲学层面回应、批评康党的思想，特别是谭嗣同的《仁学》。当谭嗣同被捕遇害后，梁启超开始在他主持的《清议报》上连载谭嗣同的遗作《仁学》，并撰文表彰谭嗣同的事迹与品格。通过报刊的传播，一时间谭嗣同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眼中象征着锐意改革、勇猛无畏。谭嗣同在《仁学》一书里，运用“以太”这一概念，构建起从个人“心力”出发，终至彰显“仁”之普遍性的理想社会图景。其中，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以太”是贯穿于万事万物的关键。这个概念在19世纪的物理学领域主要用于解释电磁波的生成与运动。但在谭嗣同那里，“以太”可以脱离具体的物质实体而存在，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有灵魂、有意识。早在1897年，章太炎就在宋恕那里读到了谭嗣同《仁学》的抄稿，但他觉得此书内容比较杂糅，因此评价不高。1898年，孙宝瑄也多次在日记里记载章太炎对《仁学》的评价，当然主要还是以批评为主。

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为了宣传变法思想，借鉴西方宗教史的内容，将孔子诠释为开创孔教的教主，并将儒家思想神秘主义化。对此，章太炎在《儒术真论》一文里，通过从《墨子》当中钩沉与墨家进行辩论的战国儒者之言说，认为在战国时期儒者的特征恰恰不是宗教化、神秘化，而是拒绝言鬼神之事，强调要从社会实践出发思考问题。章太炎强调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正是因为他“以天为不明”与“无鬼神”。所谓天道，原本就是人们因为不了解自然现象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想象，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会更为深入地认识天体运动规律，而人的生老病死也属于自然现象之一，并无鬼神之道掺乎其中。此外，人的性格和资质主要由后天熏染而成，正是有着这样的认识，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孔子才致力于明庶物，察人伦，从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当中总结归纳人伦之道，而不依靠宗教来惑世诬民。这种以人为主体，重视对历史经验与社会关系进行总结升华的极强的实践性，实为儒家思想的光辉之处。后来章太炎重视历史，强调“依自不依他”，反对建立孔教，都可以从这篇文章里窥见端倪。

针对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章太炎在《视天论》与《菌说》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应，并借此提出自己对于宇宙生成与万物进化的观点。在《视天论》一文里，章太炎借助他所接触到的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知识，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运动是各个物质相互吸引而形成的，因此具有极强的物质属性，而非受制于一个外在于自然界物质的“天”。人们之所以想象出一个外在于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具有主宰意志的“天”，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大气层的运动规律。就此而言，所谓“神道设教”之语，不过是虚妄之论罢了。

在《菌说》一文里，章太炎重点论述了人的物质属性。在他看来，人的出生、成长和衰老，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一样，都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认识，此即所谓“内有精虫，外有官骸，而人性使具”。而谭嗣同借以构建其哲学体系的关键之物“以太”，其实只是一种借着自身振动来传播光波与电磁波的物质，尽管它比原子还微小，但却依然是一种物质实体，而“不得谓之无体”。因此，只能从自然界运动的角度来理解“以太”，不应将其想象为一种带有神秘性与道德属性的超自然现象。而认识到“以太”的物质属性，也就可以认识人的物质属性了。章太炎根据生物进化论指出，有机物是从无机物变化而来的，高级动物是从最简单的微生物变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