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之路

来的。从无生命的物体变成有生命的物体，从细菌变为草木，从低等生物变成高等生物，变成猴子，最后再变成人，这是自然界发展的过程。

章太炎指出，正是由于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那么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要建立道德规范，为什么要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也就不需要靠谭嗣同笔下的“以太”来证明。人之所以能够进化为人，人类社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智力越来越发达，为了更好地在自然界生存而形成团体。人们为了维系团体，需要有一套道德规范，各种文教活动也就随之而生。据此，章太炎引入荀子思想，认为根据进化原理，讲求“合群名分”之道至为关键，这样才能“御他族之辱”。如果一个团体变得“涣志离德”，那么就会“帅天下而路”，使团体涣散。这样，章太炎就将此一人类进化理论与救亡图存思想相结合，强调要重视后天的教育，使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同时着力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合群名分”。此外，还要培养人们“爱类”的观念，使人们认识到“仁民爱物”的重要性。可见，相比于谭嗣同简单地借用近代自然科学概念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章太炎的这些观点体现出他对于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更为全面的认识，能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规律、人的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社会组织和社会道德的生成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理性的考察，尽可能地祛除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与不可知论。就此而言，虽然《菌说》等文章的遣词造句异常古奥，但其中的思想见识却是十分现代的。

这一时期章太炎从事的另一重要的学术工作就是在1899年下半年至1900年初将自己发表的文章修改结集为《訄书》（初刻本《訄书》）。“訄”的意思是逼迫、紧迫。章太炎以此字命名自己的著作，就是想强调自己的这些文章都是在危急的时代环境里的不得不发之言，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本书主要包括了讨论中国历代学术得失、运用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来分析人类社会形态、具体探讨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诸议题等内容，其中不少文章曾经在报刊上发表，在收录于书中时，章太炎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因此，这本书可视为章太炎从甲午到庚子思想的一个总结。他曾托好友夏曾佑居间介绍，将《訄书》与《儒术真论》送给以翻译《天演论》而名扬士林的严复，希望能得到后者的批评。由此可见，此时章太炎对严复的思想颇为认同。

也正是受到严复介绍的进化论的影响，在该书的《原变》篇里，章太炎认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首，是因为人适应了自然环境，并不断力求改造自然环境，因此形成了极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而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里生存，就必须讲求合群之道，建立良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一旦放弃竞争意识，不再致力于自我完善，那么物种就会退化，最终难逃优胜劣汰的“定律”。因此，为了救亡图存，抵御外侮，有必要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进行全面检讨，思考如何建立起一套既能保证广大民众生存发展，又能让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得以自立自强的制度。

除了思考制度建设问题，章太炎认为还必须重视如何评价中国传统学术，毕竟当时大多数读书人的知识基础依然是中国传统学术，如果不能对之有较为恰当的评价，那么将极难形成对于政治与经济变革的共识，也难以引入新知，增广见闻。因此，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尊荀》。章太炎认为不但荀子的“合群名分”思想值得发扬，并应用近代社会科学对之进行新的诠释，而且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同样值得重视，因为这暗含着强调变革重要性、不能恪守旧章的思想因素。当然，章太炎在诠释这一思想时借用了今文经学的观念，如《春秋》为新王制法，而非为汉代制法等，这显示出他并未像后来那样对今文经学抱以强烈批判的态度。而在《独圣》篇里，章太炎进一步阐发自己在《儒术真论》中的观点，认为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不尚鬼神，这也是中国文化胜于其他地区文化的地方。章太炎说：“自仲尼之厉世摩钝，然后生民之智，始察于人伦，而不以史巫尸祝为大故。”他还说：“神怪绌，则人道始立。”正是因为杜绝了鬼神迷信，人们才有可能直面社会的真实矛盾，从社会实践出发思考未来发展的道路，人自身的主体性也能够建立起来。章太炎相信，由于中国传统学术中有这样的宝贵遗产，身处危局之中的中国定能通过变革来摆脱危机。

此外，章太炎在书中还评价了法家学说。早在戊戌年间，不少士人就已经熟知章太炎认为法家学说有可取之处。对商、韩之言甚为厌恶的宋恕，在戊戌年的日记中记下：“与枚叔争商鞅及鄂帅不合，大辩攻。”随后他致信章太炎：“商鞅灭文学，禁仁孝，以便独夫，祸万世，此最仆所切齿痛恨，而君乃有取焉。”因此要和章氏“暂绝论交”。由于时人不满于君主制度，因此对主张申君权、抑臣下的法家学说大力抨击，宋恕之外，像严复、孙宝瑄、谭嗣同等人皆如此。但章太炎一反时流，在《儒法》篇指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