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订《訄书》,鼓吹革命

1901年上半年，章太炎开始重订《訄书》，一方面增加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对旧作进行修改。

重订本《訄书》与初刻本《訄书》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增加了不少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清代学术的内容；其次，增加了借用近代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形态与中国古今变迁的内容，这个部分主要是为了从学理上论证反清革命的必要性；复次，增加、修改了讨论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内容，使观点更为饱满，并且更有针对性；最后，删除了一些与今文经学有关联的内容，比如《尊荀》。从影响上看，重订本《訄书》不但使章太炎的学术主张更广为人知，而且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宣传。

在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的部分，《原学》认为学术受到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与学者自身素质的影响。随着世界各地交往越发便利，后人可将不同地区的学术等量齐观，扩大见闻，并从政治与社会背景出发审视彼此之良莠。这其实是在主张应将视野拓宽，不必心存某种学术必须定于一尊之念。也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在重订本《訄书》中对支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儒学，特别是孔子思想展开批判。书中的《订孔》就颇给人石破天惊之感。章太炎援引日人远藤隆吉之论，认为孔子地位与学识并不相符。古之六艺为晚周诸子所共闻，并非孔子一人独擅。孔子的“道术”其实不抵孟、荀远甚。特别是荀子，他“以积伪俟化治身，以隆礼合群治天下”，深得致用之道，其正名之学堪比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因此“其视孔氏，长幼断可识也”。只是因为孟、荀的应世之才不及孔子，加之“才与道术，本各异出，而流俗多视是崇堕之”，因此未有后者这般声誉。基于此，章太炎指出孔子的地位只是“古良史也”，既非“至圣先师”，更非“教主”。此论一出，引起不小波澜。时人观察到：“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

1901年，孙宝瑄在日记里记载与章太炎等人讨论如何编撰史书，章太炎认为应重视对学术史的研究。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就加进不少讨论中国学术流变的文章。比如《学变》《学蛊》《王学》《颜学》《清儒》等。《学变》主要论述从汉朝到晋朝的学术变迁概况。章太炎于其中表彰王充在《论衡》里对当时各种迷信思想的批判及对孔子学说的质疑，称其为“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同时他认为东汉末期法家思潮的复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表明在政治衰微之际，人们开始从先秦诸子思想遗产里寻找解决时代症结的方法。在这之后，道家学说又被时人青睐，反映了时人对乱世的厌恶，希望以逍遥避世为旨归，寻找精神上的依托。总之，这一时期绝非儒学一家独尊，而是不同学术流派依次登场，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丰富性。

在《学蛊》里，章太炎指出，北宋的欧阳修治学不循名责实，喜师心自用；稍晚于他的苏轼则善于用恍惚两可之辞左右逢源，使人受其文辞蛊惑，进而不辨是非真伪。二人流风所及，弊病甚多。宋代以降中国学术日渐衰微，“淫文破典，軵靡者众”，学者不再致力于辨名实、审论理，二人应负主要责任。相似地，在《王学》里，章太炎认为王阳明之所以能在明代建立功业，“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其事功与学术之间并无紧密关联。此外，他的学说中只有“致良知”勉强算独创之见，其他部分则多“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比如“人性无善无恶”袭自宋儒胡宏，“知行合一”肇始于程颐，还有一些论点则吸收了孔融、阮籍的观点。总之，他认为王阳明的学问至为浅陋，缺乏深度。章太炎表面上是在批评欧、苏、阳明，实际上是为中国学术的前途忧虑，在他看来，“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担心在中国难以培养人们重视逻辑与证据的科学思维。既然中国传统学术中较为缺乏论理正名之道，又喜用经不起科学检验的主观唯心主义来看问题，那么“不知新圣哲人，持名实以遍诏国民者，将何道也？又不知齐州之学，终已不得齿比于西邻邪？”

在《颜学》里，章太炎指出，明代后期程朱理学流于颓萎，宗尚王学者趋于空洞，无论是程朱理学的格物静坐，还是王学提倡的致良知，都难以化民成俗。颜元目睹斯景，提倡恢复古之“六艺”，不但坐而言，更要起而行，以求躯体强健，一改儒者文弱形象。他身体力行，钻研兵、农、钱、古、工等经世之学，反对静坐空谈。此外，颜元谨守礼教，视听言动无逾矩之举，对道德修养十分重视，所以胜过同样讲求经世之学的南宋名士陈亮。他于孝道发自至诚，千里奔走寻生父之墓，同时重视“六艺”中的“乐”，这又与虽重视武事，但倡导“兼爱”、厉行“非乐”的墨子极不相同。总之，章太炎称赞颜元“形性内刚，孚尹旁达，体骏驵而志齐肃，三代之英，罗马之彦，不远矣”。甚至认为他是荀子以后的又一大儒。之所以对颜元有如此高的评价，除了受到谭献等人的影响，还和章太炎在清末表彰“儒侠”之道有关，他认为需要用古代侠士的作风来医治儒学的弊病，而颜元的学说与事迹恰好十分符合“儒侠”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