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形象。
在《清儒》里，章太炎叙述了清代的不同学术流派。作为俞樾的学生，他对清代汉学评价极高，认为清代宗尚汉学的学者“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他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治学，“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他们的研究消解了经学的神圣性，让经学不再被当成帝制时代的官学。同时他们“夷六艺于古史”，用研究历史的方法看待古代经书。这样的研究方法使人们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到“上世社会污隆之迹”，其影响所及，“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为后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奠定基础。章太炎对清代汉学的这番评价深刻影响着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进程，不少人都以章太炎的这个评价为依据来看待清代汉学，使清代汉学不但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重要的思想遗产，而且成为有志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之士的入门阶梯，甚至不同学术立场的学者之间发生争论，往往也要涉及如何评价清代学术。当然，除了《清儒》，章太炎在重刻本《訄书》里还收录了其他评价清代学术流变的文章，如《学隐》《哀清史》等。他常从反清的立场出发审视清代学者对于清政府的态度，认为清代汉学家素怀不与清廷合作之志，意识到“处无望之世，衒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于是埋首典籍，自晦其行，甘为“学隐”，与那些汲汲于功名、向清廷献媚的理学名臣形成鲜明对比。
章太炎自称：“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广泛吸收域外新知并将其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据姜义华老师统计：“《訄书》中直接注明作者与书名的，就有英国人类学泰斗泰勒（章氏译作梯落路）的《原始人文》，芬兰哲学家、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章氏译作‘威斯特马科《婚姻进化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丁斯（章氏译作葛通哥斯）的《社会学》，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日本文学家涩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语言学家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宗教学研究者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书中引述的，还有瓦伊知的《天然民族之人类学》，载路的《民教学序论》，白河次郎、国府种姓的《支那文明史》，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桑木严翼的哲学著作，以及培根、洛克、卢梭、康德、斯宾塞等人的许多观点。”
例如在《序种姓》中，章太炎借鉴近代民族主义理论，认为：“万物莫不知怀土，而乐归其本。”基于此，他考证古代姓氏谱系，希望建构起一套“纯粹”的汉民族演进史迹，以此来凸显“夷夏之辨”，激发人们的反清之志。且不说这样的论证方式本身就有简单地以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包括人种学）理论为根据来审视中国历史之弊，而且在此过程中，章太炎甚至像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一样误信了源自近代西方、在学理上与史实上都站不住脚的“中国人种西来说”。不过，在1906年东渡日本之后，随着对于近代西学更为深入的认识，特别是意识到后者背后带着强烈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章太炎开始检讨自己先前的论证方式，并批判“中国人种西来说”。
当然，作为熟悉中国历代典籍之人，章太炎并未在借鉴近代西学时忽视中国历史自身的丰富性。在《通法》中，章太炎回顾了从周至明的政治史，摘取出在他看来值得后世取法之处。他所鉴定历代王朝是否行良政之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能否有利于民众生计福祉为依据。比如汉制之下郡县多循吏，北魏以降的均田制使民有恒产，皆不外乎此。值得注意的是，他除了对汉、唐这样的“盛世”之制度多有认同，对那些在古人眼中地位甚为低下的政权，他也努力寻觅出其中的良法美意。比如被欧阳修称为“天地闭，贤人隐”的五代十国中的后梁，他认为晚唐之世，宦官专权，甚至操纵帝位更替，而朱温能从制度设计入手，将此权势熏天的团体一举打压，故值得称道。此外，被历代史家所痛斥为以篡位夺权、欺世盗名的新莽政权，其置“王田”、限财产诸政策，一改西汉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状，使得“分田劫假之害，自是少息。讫建武以后，乡曲之豪，无有兼田数郡，为盗跖于民间，如隆汉者矣”。这些举措的流芳遗泽，同样让民众受益。
在中国古代政论里，土地分配问题备受关注，因为这关乎战国以降的小农经济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对此，章太炎除了在评价王莽的土地政策时涉及此事，还在《定版籍》里详细论述中国的土地分配问题。他于文中回忆在横滨时与孙中山讨论中国土地现状的场景，强调防止土地兼并的必要性，因为“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廥而不足以养民也”。在文末，他还附上了自己草拟的《均田法》，其中规定有土地的人不能任由土地荒废，凡是不能亲自耕种的土地，应由政府负责出售。这些内容的实质就是防止因土地兼并而一方面造成大量土地被闲置，另一方面却有许多无地可种的农民，既导致生产力低下，又激化社会矛盾。
最后，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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