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于天地之间的反清意识发扬光大。只有这样，革命才有可能唤起社会上广大民众的充分同情与支持，进而获得成功。
1903年，章太炎回到国内，任教于上海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是由中国教育会帮助创立的，主要为了接济因反对学校迫害而掀起退学风潮的原南洋公学学生。但不久之后，因经济问题，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又发生冲突，爱国学社的学生对蔡元培等中国教育会负责人大为不满。这场纠纷似乎对章太炎颇有触动，他在写给吴君遂的信中感慨：“汤盘孔鼎，既不足为今世用；西方新学，亦徒资窃钩发冢，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怯葸愈甚。”他提到自己在爱国学社中甚至建议学生“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当然，爱国学社的成立还是为宣传革命思想提供了便利。1903年，上海各界绅商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抗议俄国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仍不从中国东北撤军。爱国学社的成员也借此机会在张园集会演说，宣传政见。在此期间，借着民情高涨，《苏报》刊登了不少批判清政府的文章，广为传播革命思想。而也正是这份报纸，让章太炎一时间名满天下。
《苏报》本为中国人借着日本人名义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市井小报，知名度有限，没什么社会影响，后被陈范买下。陈范的兄长因同情戊戌变法，在变法失败后遭永久监禁。陈范本人曾靠捐官当上知县，后在江西铅山县任上因处理教案不力而被免官，这让他开始对清政府感到不满，遂生“倾覆满清之志”。1902年，《苏报》开辟“学界风潮”一栏，开始宣传革命。翌年，陈范聘请爱国学社成员，湖南人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章士钊早已倾向革命，有了这样的平台，他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思想，使《苏报》上的文章言辞越发犀利。当然，从陈范的角度而言，也不无希望借助章士钊的才干来为《苏报》扩张销路的考虑。
也正在此时，因反对清政府驻日学生监督姚文甫而回国的四川青年邹容住进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邹容在日本期间就形成了革命思想，来到爱国学社后，与章太炎、章士钊等人畅谈革命，十分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1903年，邹容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著名的《革命军》。这本书的主体是他在日本时所写的。虽然从内容上看，严格说来这本书并非原创之作，而是借鉴了不少当时出版的各类文章著作，比如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国民报》上的政论。但邹容以犀利、激越而通俗的笔调，将这些文章著作里的观点整合起来进行论述，达到极强的宣传效果，不但能使人们在阅读这本小册子时知晓不少在当时来说还颇为新颖的政治概念与政治事件，还能调动起读者的情绪，使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不禁顺着本书的主旨来思考中国前途。比如邹容在书中强调：“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宣扬革命成功之后“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定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此外，邹容在书中生动刻画了清政府对内施行压迫剥削、对外极尽谄媚之能事的模样，以及中国官僚士绅道貌岸然、腐败无能、冥顽不化的形象。这些内容也极易引起对内忧外患深有感受的人们的强烈共鸣。因此这本书出版之后影响极广，成为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运动的启蒙读物。
章太炎特意为《革命军》写了一篇序言，刊登在《苏报》上。他称赞邹容宣传革命不但能影响一般读书人，而且能唤起“屠沽负贩之徒”关心国家兴亡之念，让他们也加入革命队伍。此外，章太炎还说邹容之所以用“革命”而不用“光复”命名本书，是因为他的理想不仅是推翻清朝统治，还要变革中国的“政教学术，礼俗材性”，这就使革命思想不再局限在所谓“反清排满”这一点上，而是具备近代民主革命的内涵。
1902年5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下不应提倡革命，因为这会导致中国出现内乱与内耗，为列强瓜分中国创造机会。他还强调中国民众素质普遍有限，很难指望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因此需要保留君主制徐图改良。在他看来，清光绪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心，只要除去慈禧与荣禄等守旧派的势力，就能依托光绪来进行改革。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康有为在海外华侨中间有一定声望，他的这些观点很容易影响后者的政治态度。为了正视听，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强调，首先，清政府并不能让中国走出内忧外患，康有为对光绪的描述是过度美化、严重失真的，所以不能将中国前途寄托在已经腐朽衰败的清政府之上。他在文中轻蔑地声称“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与之相似，民主政治是靠民众自下而上争取而来的，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颁布指令。其次，革命并不会导致康有为所设想的那些后果，因为革命是最好的启蒙大众之利器，民众在革命实践中方能真切地认识到何谓“公理”，所以“公理之未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