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兴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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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自己这个任性的儿子，何爱榆雇了一位私人教师对李小龙的功课进行辅导。李小龙表现得非常听话，总是会抱着一大堆书，像模像样地出门去拜访老师。一两个小时过后，老师会打电话给何爱榆：“小龙在哪儿呢？”当小龙回到家的时候，衣服又脏又破，尽管他发誓他一直跟老师在一起，但书本看上去根本没有打开过。“小龙经常和朋友一起出去，到街上打架。他不知道老师刚刚有打电话过来。我问他去哪儿了，他告诉我说刚学习完。”何爱榆回忆道。[114]

李小龙加入了一个小帮派，确切地说，是他组建了一个自己的帮派。李小龙不会遵守秩序——他更愿意制定秩序。他的同学们说他大约有6个小跟班，他们听从他的命令。其中2个成了他一生的挚友。胡奀（Wu Ngan）是李家用人的儿子，他跟李小龙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弟一样。胡奀长大后成了李小龙的管家，是李小龙最信任的人。另一个是小麒麟（本名陈元宗，Unicorn Chan），与李小龙在电影《人之生》（1946）中相识。后来，在成年后的李小龙决定重回香港发展电影事业时，小麒麟起了重要作用。

与《细路祥》里的阿祥不同，这些孩子不是街头孤儿，他们大多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著名的教区学校就读。尽管他们算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并非一般的街头混混，虽然他们时常会制造些小麻烦，但绝不会犯下严重的罪行。除了打架，他们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搞恶作剧。[115]“一天晚上，当我们的女仆出去玩时，小龙把她房间内的家具全部挪了地方。由于最近的电灯开关在房间中央，当她回来的时候，几乎撞到了所有的桌椅才把灯打开。后来，她很生气，来向我告状，说这都是小龙干的。我答应她，准备和小龙好好谈谈，但我自己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何爱榆回忆道。[116]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恶作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攻击性，尤其是当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家人或朋友报仇的时候。10岁时，李小龙和胡奀两人买了一张票，试图溜进弥敦道水渠街口的东乐戏院（Dongle Theatre）去看戏。结果，李小龙顺利进去了，胡奀却被印度籍的验票员揪住，大骂一顿，还被拍打头部。李小龙看不过去，怒气冲冲地上前与对方理论，让其停手，最后两人都受到了惩罚。接下来的两周里，他们开始策划他们的复仇计划。先是从附近的小摊上买了香喷喷的烤鱿鱼，然后偷偷在里面加了泻药，一脸诚意地跑去向验票员道歉并送给他吃。现在，大多数10岁孩子的恶作剧到此就会停止，可换作是李小龙，绝不会就此罢手。这俩孩子买票进入戏院后，躲在厕所的隔间里，拿着一个精心准备好的装满粪便的马桶，等候验票员来上厕所“办大事”。当加料的烤鱿鱼迫使验票员不得不去厕所时，俩孩子趁此良机，将一个四寸长的爆竹点燃，扔到装满粪便的马桶里，然后迅速推入验票员如厕的厕格内。爆竹爆开，粪便四处飞溅，弄得验票员身上到处都是。李小龙因此被戏院经理惩罚半年内不准进入东乐戏院。[117]

后来，何爱榆担心自己会把李小龙宠坏，开始变得严厉起来。她会责骂、哄骗甚至恳求他，但也会对他父亲隐瞒他的很多过错。可是如果李小龙错得太离谱儿时，就像之前戏院验票员那件事，何爱榆就会把他父亲叫来。“小龙知道他爸爸非常讨厌暴力。我总是威胁他说，如果他再不听话，我就会向他爸爸告发他。他总是嘴上承诺，但事后还是会继续打架。”[118]

虽然李海泉在粤剧舞台及电影中经常扮演的是令人开心的丑角，但他在家里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的形象。孩子们眼中的父亲是严厉的，甚至在情感上与父亲有些距离。“每次只要小龙犯了错，爸爸就会让大家一起受罚。”李秋源回忆起来，笑着说道：“爸爸认为我们有责任照看好弟弟，他会揪着我们的耳朵，关上门，让我们跪下。爸爸会责问我们，‘现在还敢胡闹吗？’ 然后他会责罚每一个人——用竹棍打男孩子，用卷起的报纸打我们女孩子。小龙会问为什么只用报纸打姐姐们。爸爸会说，‘因为姐姐们都是女生，报纸不会伤到她们，但你们这些男孩子太调皮了，我只怕打得不够重。’但是，多数情况下，他用不着打小龙——他只要瞪小龙一眼，就能把他吓唬住，小龙很怕爸爸的。”[119]

糟糕的成绩、频繁的打架以及越来越暴力的恶作剧——李小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麻烦，让李海泉夫妇觉得很丢脸。自从那次用粪桶捉弄了东乐戏院的验票员之后，李海泉决定对李小龙严加管教。除了看漫画，李小龙唯一真正喜欢的就是表演了。早上上学时，何爱榆很难将他从床上拎起来，可是如果是凌晨时分让他去电影制片厂，丝毫不费力就可以叫醒他。（为避开香港的城市噪声及附近机场的噪声，电影公司的大部分拍摄工作都是在晚间进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们才开始单独录音、配音。）李振辉认为：“在这方面，小龙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制力，哪怕是半夜叫醒他，也能立刻爬起来，迅速进入角色。”[120]

由于其他惩罚方式对李小龙起不到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