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兴都市

喇沙书院就读的五年中两次被校方停课。李小龙被视为特别糟糕的学生，在班中的成绩倒数第一，而哥哥李忠琛却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与许多香港的坏孩子（粤语俗称“古惑仔”）一样，李小龙最喜欢的时间就是课间休息。在没有老师看管时，他就开始发展新同学加入他的小帮派，通过控制他们来壮大自己。他挨个询问，以开玩笑、哄骗和承诺的方式吸引他们加入。同学鲍绍雄（Pau Siu Hung）回忆往事时说道：“他经常跟同学们勾肩搭背，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找你们麻烦，告诉我，我去帮你们搞定。’”[134]李小龙试图用自己的幽默感来吸引大家。为了让大家高兴，并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他会模仿猿猴金刚，鼓起胸膛，用拳头放松地敲打胸口，并发出猿猴一般的叫声。他经常自称是孙悟空。内向的哥哥李忠琛也回忆道：“小龙总是不停地说话，喜欢开玩笑，所以他有很多朋友。”[135] 他的同龄人至今还记得他在操场上昂首挺胸、装腔作势地大步走的样子，脚后跟几乎不碰到地面。他儿时的玩伴黎小田（Michael Lai）将李小龙的性格描述为“牙擦”，粤语中的意思是厚脸皮，不服气，很嚣张，喜欢炫耀。[136]

在他的同龄人看来，李小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以羞辱弱小为乐趣的、带有虐待狂性质的校园恶霸。相反，他更像是一个帮派头目，为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提供保护。李振辉非常崇拜他的这位哥哥，并热衷于描绘他最积极的一面：“更多时候他反而像武侠片里喜欢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大侠。”[137]这种说法在他那些帮派成员处得到了证实，李小龙很照顾他们，并极力保护他们。作为回报，他们称他为“大哥”，帮他做家庭作业，协助他在考试中作弊。“他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领导力，人们心甘情愿地听他的话。”黎小田说。[138]

李小龙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童年到青春期，我一直是个捣蛋鬼，长辈们都不太喜欢我，我十分调皮，并且好斗。”[139]他把攻击的焦点集中在他的对手以及其他小帮派的大哥身上。李小龙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跟随他，尊重他的权威。“李小龙专挑那些喜欢耀武扬威的，看上去很自信的男孩子。”同学何仲权（Dennis Ho）回忆，“他会去修理这些人。”[140]任何一个不愿意服从李小龙意愿的男孩子都会被李小龙挑战。打架地点通常选在可以俯瞰喇沙书院的小山丘后面。“只要你敢开口，没有二话，李小龙必打。”李振辉说。[141]事实上，无须多问，李小龙赢的次数远比输的次数多，好胜的李小龙非常讨厌输，所以他拒绝承认失败。“当他打输时，我们就追问他到底是怎么输的，他总是说这样说那样，为自己开脱。”小跟班黎小田回忆时说，“他总是为自己找借口，因为他像是大家的首领，必须要赢。”[142]

李小龙的主要对手是大卫·李（David Lee），一个大多数人不敢去招惹的硬茬儿。[143]他们打过几次架。在最后一次打斗中，气氛变得非常激烈，李小龙和大卫都动用了弹簧刀。李小龙割伤了大卫的手臂，见血后，打斗停止了。

虽然伤势并不严重，但这两个男孩子都不想再继续敌对下去。与赤手空拳的打斗不同，武器的使用，震动了喇沙中学那些中产阶级学生极为胆小的神经。只有最为叛逆的古惑仔才会随身携带武器去上学，就像李小龙和大卫一样。李小龙除了弹簧刀，还有铜制的指环和其他即兴开发的武器。“在学校里，我们最喜欢的武器是厕所里用来冲水的链条，”李小龙解释说，“那时候，我们临时制作了各式各样的武器——甚至还有带剃刀的鞋子。”[144]

由于着迷于帮派生活，这些喇沙学生正在以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来模仿他们的前辈。自鸦片贸易开始以来，三合会（诞生于中国南方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就一直在香港活动，1949年以后，他们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起来。李小龙的朋友张卓庆认为：“共产党对三合会进行了清剿，导致不少人逃来了香港。很多青少年跟三合会的人混在了一起，尽管有些人很不情愿。到了1954年，他们的根基已经非常稳固了。”[145] 1949年前后，数十万内地人拥入香港，其中包括不少战败的军人和三合会成员，这样一个动荡的混合体带来的腐败和暴力，在香港九龙一带迅速蔓延开来。[146]

当时，日益增长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给李小龙和他的帮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英国人未能抵御住日本人，白人优越的神话被打破了，许多中国人对战后的香港重新被英国殖民统治而感到不满。“英国人是统治阶级。虽然在人数上他们是少数，但是是他们在管理着这座城市，”李小龙后来告诉美国朋友，“他们住在山上的富人区，开豪车，住洋房，而住在山下的人们，却要为了生计而辛苦打拼。中国民众中穷人占了很大的比例，眼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憎恨那些肮脏富有的英国人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赚钱多，工作好，只是因为他们是白种人。”[147]

放学后，喇沙学生发起了一项他们称为“痛打英国佬”的课外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