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吸食鸦片之类的话。其实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钱，不过他可不会直接开口提钱的事，他只会故意做很多为难你的事，直到你给他的金额让他满意为止。那一次，妈妈给了他500元。在50年代的香港，500元足够我们一家十几口开支几个月了。”[221]
对于李海泉这样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遭遇如此羞辱、难堪、丢脸的事，实在是太难受了。这已经是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了。李振辉说：“自那时起，爸爸决定戒烟了。此前妈妈曾极力劝说了很多年都没有奏效。”[222]
很少有其他种类的药物能够比鸦片类药剂更容易让服用者上瘾，以及承受更痛苦的戒断反应了。第一天，毒瘾会使人感到肌肉酸疼、流鼻涕、出汗、发烧、心跳加速、焦虑、失眠。到了第三天，这种反应变成了胃痉挛、腹泻、呕吐、抑郁以及严重的毒品需求。李海泉在家中使用了古老的中国方法进行戒毒[223]——饮用添加了一小块儿鸦片膏的米酒，并逐渐减少鸦片的吸食量，大约一周后，他终于成功戒毒。李秋源回忆道：“他经常拉肚子。”[224]经过这场残酷的折磨之后，李海泉再也没有碰过鸦片。
在协助李海泉成功戒除毒瘾后，全家人开始集中精力来处理李小龙的问题。这时的李小龙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检验他的咏春拳水平。作为一名演员，他会穿上传统的中国服装——中式衣领的飘逸长衫——和其他身穿西式服装的人一起在街上闲逛。他的装束显得十分惹人注目，就等着有人开他玩笑，或以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不放。然后，“你在看什么，我看起来很奇怪吗？”[225]大多数人都会被吓到，立即走开或者向他道歉。如果有人不这么做，就会被李小龙拳脚伺候。
在警队腐败、三合会猖獗的香港，警察的首要任务远比处理一个调皮孩子的打架事件要更为重要。但在1959年，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李小龙欺负了一个出身于权势家庭的孩子。孩子的父母给警方施压，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警察来到圣芳济书院，找校长谈话。校长只得请来李小龙的母亲。警察说：“嘿，要么让你儿子马上停止他在做的事，要么我们立刻逮捕他，因为我们不能任由他整天在外面打架闹事。”[226]
被吓得够呛的何爱榆回到家，向她的丈夫述说了当时的情况。李海泉勃然大怒：“不行，他这样下去是不行的。”[227]何爱榆把她18岁的儿子拉到一旁，严肃地跟他分析他接下来该怎么办。无论父母好说歹说，都无法说服李小龙停止打斗。如果他继续留在香港，有可能会坐牢，而且也没有合适的电影角色给他演，他不能每年只靠一两部低成本电影的小角色生存。关于香港的顶尖学府，他更是没有机会进去，他甚至连高中都可能没办法毕业。在圣芳济书院的成绩单上，他在全班42名同学中排名倒数第二，而且专门写有备注：该学生“非常糟糕”。
不过，李小龙拥有一个独特优势。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如果他回到出生地，就可以通过补习获得高中文凭，甚至有可能进入当地的大学就读，只需要支付本州生的学费[228]。就像在他之前的数百万移民一样，美国相当于一个全新的起点，可以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与其在香港逐渐走向黑道，变化一下环境，可能对他有好处。
这一举措之所以可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美国法律规定，每一位年满18岁的男性都必须登记参军。李小龙要么登记参军，要么放弃美国国籍。
尽管个中道理都懂，但李小龙并不想离开他的朋友和家人。这感觉像是一种惩罚，好像他是被送走、被抛弃乃至被驱逐了。张学健说：“小龙不想去，但他爸爸让他必须去。”[229]李小龙怕他父亲，只好去了。“爸爸的本意是想让他在美国吃点儿苦。”李秋源说。[230]
当最初的愤慨和怨恨逐渐消退后，李小龙开始从父母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变换一下生活环境。关南施说道：“他曾经告诉我，如果他继续留在香港，很可能会加入帮派，被人用刀捅死。”[231]
李小龙天性乐观、独立。对他而言，即将开始的美国之行更像是一次冒险。他开始详细规划未来的生活。首先，他需要洗掉自己的罪名。“任何一位香港居民在前往新国家之前，必须要与警署核实，确保无犯罪记录才行。”张学健回忆道，“小龙提交了证书申请，结果发现我们的名字已经列在了不良少年的黑名单上。 ‘学健，这次麻烦大了。’小龙大声嚷嚷，‘我们的名字被列入了黑帮人员名单。我要去警局洗清自己的罪名，等我到了那儿，我也会把你的名字抹掉。’我向他说了声谢谢。然而，几天后有警察上门，调查询问我加入帮派的事。小龙努力帮我把名字从黑名单上抹掉，实际上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大的麻烦。最终，我父亲塞钱给这位调查员，才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抹去，否则我就不能去澳大利亚读大学了。我讨厌他为我做的这件事。”[232]
接下来，李小龙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未来事业上。1958年11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正试图为未来事业打算，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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