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末代大亨

量了，”李小龙非常得意地讲述道，“我站在距离持靶者一米半的位置上，然后迅猛地踢出一脚，那个家伙双脚离地，向后摔了出去。后面那个家伙没想到他的同伴会突然向他飞过来，根本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即使他做好准备了，也不可能挡得住。那家伙飞出去的速度太快了。你应该注意看所有观众的表情。这两个家伙直接撞到了道具上，把所有东西都撞翻了，非常有趣。舞台工作人员全部吓坏了，赶紧跑过来，试图把道具恢复原样。摔到地板上的那两个家伙让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他们非常震惊，脸上露出了很茫然的表情。天哪，整个舞台乱成一团。”

香港观众看过无数次功夫表演，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形式的，并且他们也从来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像李小龙这样的人——魅力四射、能量爆棚，甚至有些趾高气扬。这些都是他通过仔细观察研究“酷王”史蒂夫·麦奎因得来的。“他是如此的真实，甚至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李小龙喇沙书院的同学许冠文（Michael Hui）回忆道，“他看上去随时可以从电视里走出来，直接来到你家客厅。”[5]中国观众此前经常看到的是僵硬刻板的签约演员，他们打扮得体，被派去演播室宣传他们出演的影视作品，如果他们不按规定的形式来，就会受到制作公司的惩罚。然而，观众在李小龙身上看到了一个自由的人，不受任何形式制度的制约，甚至看上去也没被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所束缚住。《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说：“他是一个非常直率、非常西化、非常给力、敢想敢干的人，而不是备受压抑的迂腐含蓄的态度。”[6]

在那个时代来看，李小龙完全是新兴事物。没有人会比孩子们更快地接受新兴事物了。当晚最重要的观众竟然是罗维导演的儿子罗大卫。[7]就在李小龙在采访中与主持人开玩笑时，罗大卫跑去另一个房间拉他的父亲一起看节目。在嘉禾电影公司就职的罗维对他所看到的内容印象深刻。事后，他打电话给他的老板邹文怀，建议他看一下这期节目。邹文怀花了一两周的时间才拿到节目拷贝。“我不仅对他的技术和极佳的状态印象深刻，而且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睛，”邹文怀回忆道，“那双眼睛可以传达出非常强烈的情绪。”[8]

邹文怀认为李小龙非常有趣，是位极具潜力的演员，值得去接触一下。于是，他试图联系李小龙，但已经太晚了。李小龙于1970年4月16日飞回了美国。在没有李小龙协助的情况下，邹文怀不得不继续与邵逸夫艰难争斗下去，那可是香港的电影大亨。

在李小龙移居美国之后的十年间，香港的电影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电影工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市场很小，仅有几家较大的影视制作公司和十几家独立的影视工作室。到了1970年，香港电影市场基本上由邵逸夫一人主导。

邵逸夫出身于浙江宁波镇海一家富裕的纺织商人家庭，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与几位兄长共同打理着一家名为“笑舞台”的剧场。[9]邵逸夫和哥哥邵醉翁、邵仁枚对纺织业不感兴趣，锐意进军娱乐业，并决定通过排演自己撰写的戏剧来扭转剧场日益颓败的局势。邵醉翁写了一部罗宾汉式的话剧《来自山西的男人》（Man from Shanxi），在破旧的剧院内上演。首演之夜，男主角从腐烂的舞台上掉了下去，引得观众笑声不断，以为是剧情事先安排的。邵醉翁几兄弟注意到了观众的反应，立刻重新改写了剧本，把喜剧元素融入其中，结果大受欢迎。1924年，他们把这部话剧拍成了电影，这是他们第一部电影作品。

20世纪30年代，眼见中国大陆的局势越来越动荡，邵氏兄弟决定将业务转移至新加坡。“相比电影制作而言，我们对发行更感兴趣，”邵逸夫回忆道，“我们买下了一家电影院，然后以此为起点，进一步扩大发行范围，最后我们仅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就拥有了120家电影院。”他们打造的这一系列院线后来被称为“国语片巡回院线”，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一路经过越南、老挝、泰国、缅甸、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甚至在大量拥有华人社区的西方城市也拥有自己的影院，比如旧金山。

1942年2月15日，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邵氏兄弟面对随之而来的灾难做出了比英国军队更充分的准备。他们事先清算了大部分资产，兑换成价值400多万美元的黄金、珠宝和货币，埋在自家后院里。新加坡解放后，他们把埋藏的宝藏重新挖出来，并用这些钱重建了自己的影视帝国。邵逸夫回忆道：“珍宝有点儿变色，手表也生锈了，钞票多数都发霉了。不过金子成色很好，黄灿灿的。我们还是很有钱的。”

在影院发行方面占据了垄断地位之后，邵氏兄弟又将目光投向了内容制作。此时，香港已经变成了华语世界的电影之都。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空降”香港，开始拓展家族事业。1961年，李小龙被送到美国两年之后，位于香港清水湾的邵氏片场一期项目落成并正式启用。该片场坐落在可以俯瞰清水湾的小山上，邵逸夫将其命名为“电影小镇”。这是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