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末代大亨

界上最大的私人电影制片厂，总占地18.6万平方米，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影视制作基地。所有邵氏公司制作的影片全部出自这里，包括策划、编剧、表演、导演、剪辑、混录配音以及发行，全部可以在这里完成，也可以在这里搭建影视外景。片场共有十间录音室、十六间户外摄影棚和三个音响室，电影胶片可以在片场的暗房内进行处理。无须额外购置任何东西，与影视相关的一切东西这里一应俱全，并且，每件东西都可以重复使用。

演员也是如此。与米高梅和其他黄金时代的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一样，邵氏影城也有自己的演员培训班，用来教授有抱负的演员如何跳舞、接吻以及演动作戏。有数千人申请，可只会录取几百人。在这几百人中，只会有50名毕业生可以拿到邵氏电影公司的固定合约。一旦签约，邵逸夫对旗下演员的控制能力之强，足以让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嫉妒地掐灭手里的雪茄。合约长达6年，每月基本工资200港元，没有任何额外福利或医疗保障。男女演员对剧本、导演或主演没有发言权。几乎所有演员都要住在邵氏影城的高层混凝土建成的宿舍里。男女之间恋爱、酗酒或吸毒是被严格禁止的，否则就会失业。如果想解除合约，大概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这个行业或离开这座城市。

凭借他对发行渠道的垄断，以及低价储备的大量演艺人才，邵逸夫开始制作电影，每年超过40部，一举超过了所有独立制作人完成作品的总和。“当时中国的电影产业刚刚起步，制作水平处于最低，”邵逸夫解释道，“每部电影拍摄周期只有7天到10天，质量很差，票房也不高。我坚持认为，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地方，电影质量必须要提高才会有利于市场发展。”虽然邵逸夫制作发行的电影质量较市场而言有所提高，但他成功的关键却是他小时候学到的：当观众看到那位演员从腐烂的舞台上掉下去后哄堂大笑，他就明白了一点——观众至上。与20世纪50年代李小龙童年时期参演的那些说教性质的影片所不同的是，邵逸夫的电影没有任何政治或教化目的。“如果观众想看暴力，我就给他们拍暴力；如果他们想看色情，我就给他们拍色情。”邵逸夫在公司内部宣称：“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给他们看什么。我特别喜欢能赚钱的电影。”

善于观察观众反应的邵逸夫从影院经营者的角度总结道：“每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它的寿命，流行过一段时间之后，观众就厌倦了。”1957年邵逸夫抵达香港时，市场上大热的是音乐剧，男主角都是孱弱但浪漫的形象。到了1964年底，善变的观众开始倾向于血腥的日本武士电影（剑戟片）。于是，邵逸夫马上开始大量制作自己的武侠片[10]，里面充满了复仇的超级英雄，他们可以完全不受地心引力的制约，随心所欲地跳上跳下、飞来飞去。“有时候，我们确实过于暴力了，尤其是在刀剑类武侠片中，”邵逸夫也承认这一点，“可实际上，中国观众，尤其是大多数观众，喜欢看武打场面。”

1968年，刀剑类武侠片的受欢迎程度开始下降。突然之间，模仿日本武士电影的题材变得不再流行了。和以前一样，邵逸夫立刻转变思维，开始调整策略。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邵氏电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功夫。香港电影有着深厚的功夫片传统，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长期拍摄且不断上映的黄飞鸿系列。[11]邵氏兄弟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延续功夫片的传统，在1970年拍摄了一部《龙虎斗》（The Chinese Boxer），这是第一部完全致力于表现功夫艺术的大电影，并且带有明显的反日色彩。

拍摄《龙虎斗》的创意来自香港最大牌的功夫明星王羽[12]。他是邵氏电影演员培训班毕业的学生，同时也是本片的编剧、导演兼主演。“拍那部片子是我的主意，剧本是我写的。我出演主角，因为我有个非常棒的点子。”王羽说，“每个人都说空手道这么厉害，中国功夫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不把它们拍成一部电影呢？”[13]在这部电影中，王羽饰演了一位功夫弟子，他的师父被日本空手道高手打死了。王羽所饰演的角色在经过刻苦训练之后，戴上面罩，开始行侠仗义，并伺机向日本人寻仇。在一系列充满血腥、你死我活的打斗中，他用铁砂掌将对手们一一击败，掌毙仇家，得以报仇雪恨。民族主义情绪和传统功夫的巧妙结合，使得这部电影票房大卖，并一跃成为香港影史上排名第二的最受欢迎的中国影片。[14]它的成功，标志着香港电影开始从刀剑类武侠片向以身体为中心的拳脚类功夫片的转变，也为李小龙日后成名奠定了基础。

李小龙很了解这部《龙虎斗》。他和史蒂夫·麦奎因、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一起参加了《龙虎斗》在洛杉矶唐人街的一场特别放映活动。陪同他们一起参加观影的中国制片人林念萱（Victor Lam）声称：“从王羽身上，李小龙学会了如何在电影中表现他的技术。”[15]究竟游泳冠军背景的王羽是不是真的在功夫设计方面对李小龙有所启发，这种说法还值得商榷，但王羽的成功似乎激发了李小龙好斗的天性。就像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