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末代大亨

龙想要取代史蒂夫·麦奎因成为好莱坞最大牌的超级巨星一样，他很快就会在香港赶超王羽。不管王羽先做过什么，李小龙都会比他做得更好。

但在这之前，必须打破邵逸夫对香港电影市场的控制。20世纪60年代末，邵逸夫击败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国泰电影制作公司（Cathay Films），几乎垄断了香港的电影制作市场。[16]在没有外部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然而，一位备受信任的助手终结了邵氏的电影帝国。

1949年，邹文怀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Shanghai’s St. John’s University）新闻系，之后去香港发展。起初在新成立的《香港虎报》（Hong Kong Tiger Standard）做实习记者，但因工资过低，不得不做兼职来维持生计。“我曾同时做七份工作。”邹文怀说。[17]

1951年，邹文怀在香港《美国之音》办公室找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美国之音》是美国在亚洲反共战争中的宣传机构。中国内战期间，美国曾支持蒋介石对抗毛泽东。后来，蒋介石战败逃往台湾，美国在香港设立了办公室，仅维持正常运营。邹文怀受雇为《美国之音》开办汉语广播电台。

1958年，他凭借自己在美国媒体方面学到的技能跳槽到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出任宣传经理一职。事实证明，电影营销比政府宣传更不诚实。两个月后，邹文怀向邵逸夫提出辞职，因为他卖不掉邵氏电影正在制作的垃圾电影。他的直言不讳让邵逸夫有所触动，对这位年轻的宣传经理说道：“你认为自己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我可以升你做制片经理。”[18]

邹文怀和他的搭档何冠昌合作默契，干劲十足。王羽的《龙虎斗》便是由他拍板决定制作的。“我把剧本给邹文怀先生看了，他让我试试看。事实上，邵逸夫先生并没操心这件事。”王羽说。[19]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彩电的普及让邵氏兄弟电影公司面临生存问题，多家美国电影制作公司差点儿因此破产。电影院上座率开始下降，与此同时，电影制作成本却在上升。邵逸夫是那种能够从牙缝里掏出金子并兜售给你的精明商人。他立刻决定涉足电视行业，缩减电影产量，减少制作预算。对此，邹文怀另有看法：“邵先生考虑削减电影规模，抽调一半的人力和资本投入电视业务上，我不太同意他这种做法。”[20]

于是，邹文怀跟邵逸夫谈了一笔交易。[21]他将在邵氏电影公司旗下成立一家名为嘉禾的电影制作公司，接受制作邵氏一半的电影项目，邵氏将作为分销商，与其分享利润。由于嘉禾制作的电影将通过邵氏的连锁院线放映，邵逸夫可以放心地缩减电影产量，而邹文怀也不需要单组部门去从事销售发行的工作。

尽管嘉禾在邵氏旗下，但这家新成立的制作公司仍会不可避免地与邵氏的老电影部门争夺人才。作为前制片主任，邹文怀非常清楚每位演员与邵氏之间那份不容违背的合约什么时候到期。他会暗中寻觅，并在最优秀的导演和演员耳边轻声建议，他们没必要和邵氏续约，完全可以到嘉禾来。由于嘉禾没有大量的钱财储备，所以他许诺投靠过来的演员或导演们，电影上映后，会给他们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

邹文怀秘密接洽的几位导演跑回去跟邵逸夫谈条件：“我的合约快到期了，你最好给我开出一个更好的条件，否则我就会去嘉禾那边。”邵逸夫质问邹文怀为什么要挖他的墙脚，邹文怀予以否认：“根本没有的事，别听那些人胡说八道。”[22]尽管仍心存疑虑，但邵逸夫还是相信了他说的话，要知道邹文怀是出了名的“笑面虎”。如果没有王羽从中参与，这件事可能就被掩盖过去了。

《龙虎斗》的成功使王羽一举成为香港最卖座的电影明星和大众偶像。[23]王羽想要加入嘉禾，因为这可以从他所带动的票房中分得一杯羹，但他与邵氏的合约还有好几年才到期。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羽决定跟邵逸夫摊牌，强行解约。邹文怀试图劝阻他，但王羽一意孤行。[24]邵逸夫为此大发雷霆，他感觉被自己最信任的门生出卖了，于是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取消了与嘉禾的合作，并直接解雇了邹文怀的两名高级助手，在迫使邹文怀来办公室之前的一周里把他也解雇了，最后还辞退了其他几名无辜的高管，如此做的原因只是为了表明他的态度：任何背叛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在此期间，王羽逃去了台湾。为了切断他的收入，并迫使他返回香港，邵逸夫向台湾法院申请禁止令，并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启事，向制片人发出警告，让王羽不能正常工作。[25]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邹文怀如丧家之犬，身无分文，但也让他坚定地走到了邵逸夫的对立面，并开始向每一位对邵逸夫心存芥蒂的人寻求帮助——那可是一份相当长的名单。其中，最重要的是邵氏的老对手国泰，他们把自己废弃的一间制片厂交给了邹文怀。该制片厂坐落在斧山道（Hammer Hill Road）的一座小山包上，破旧不堪，呈谷仓状，起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