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字里行间：朱安的一生

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的医院暂避。到了4月初，情况更是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异

1926年7月，由于政治、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8月26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1927年秋，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开北京起已流传极多。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着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作出了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1931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两人通信的数量比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更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许羡苏住在周家时，等于是周家家书的主笔。朱安多年目睹许羡苏与鲁迅的情谊，自己又目不识丁，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有什么后果，大概就一直把信藏在箱子里。

时至今日，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为什么呢？如果我要猜这个谜，按着朱安不愿生事的性情推想，答案可能是：鲁迅死后，她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

晚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她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经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下来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虽然许广平尽力安排接济，但随着日本侵华，北平沦陷，原来负责每月给朱安婆媳二人五十元生活费的友人逃往南方；朱安断了接济，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1943年4月22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周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指定的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想过支援寡嫂；而此前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放出来后，有两年多不敢与友人联系，给朱安的汇款自然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1944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的藏书，换取度日之资。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要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唯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有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