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八道湾业权。
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1946年，许广平到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
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
她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让她感到很安慰的，是可以与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通信。信中周海婴称她为姆妈，称许广平为妈妈，让朱安感到丈夫和婆婆去世后，她还有家人。事实上，周海婴当时只有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朱安，二人通信，自然是许广平的善意安排。
朱安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1947年3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别的不说，以当时的情况，要把遗体从北京送到上海就不是易事。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征得周作人同意，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也许会有读者认为许广平的决定过于因陋就简。但假如我们了解许广平的为人，就会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丝毫不敬。许广平本人对自己死后遗体的安排有这个希望：“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的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
尾声
朱安的困境，可以反映大多数在新文化运动前已经成年的女子所面对的厄运。她们和上千年来的先辈一样，生活要依赖家庭的经济架构（首先是父家，然后是夫家），但古代女子可以通过婚姻和生育提升地位，传统家族架构虽然一方面压抑女性，另一方面也为已婚女子提供大家认可的社会地位。在变革浪潮中，这份认可被粉碎了，她们的丈夫抛掉传统“贤良淑德”的标准（亦即建立于家族关系的标准），改用新规范来衡量她们。她们既然够不上新标准，就只有被抛弃。
朱安的情况绝不是个最坏的例子，和其他人相比，她可能还算运气好：她的丈夫没有放弃道德责任，一直承认她是周家一分子，在经济上支持她。朱安所受的打击是感情和心理上的：她后半生日夜与新规范周旋，对身边的新文化人和事其实都达到一定的了解；但在这些新人物的眼中，她永远是个外人，可能值得怜悯，却不受尊重。把她视为包袱的，除了她丈夫和他的兄弟外，还有他的朋友、门生和传记作者。“不够格”的女性在以新文化规范写成的历史中占什么地位，朱安是最佳说明。
这种歧视旧女性的历史角度建基于偏见，并不真的反映当事人的个性和心态。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朱安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做人处世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虽然活得困苦，但从来问心无愧，用她信中的话说，是“宁自苦，决不苟取”。与此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了一份相当深刻的了解。朱安晚年接受记者访问，谈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时，有这样的分析：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精简的几句话，充分显示她的思维方式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古老和单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强调的字眼。第一，她称鲁迅为“周先生”，称许广平为“许先生”，完全平等对待这两个人。试问有多少人看许广平和鲁迅的关系，不是以鲁迅为主，许广平作从属的呢？朱安就不这样。第二，她自己也以平等的眼光看鲁迅，所以有“我应该原谅他”的说法。第三，她对作为“第三者”的许广平既不妒恨，也没有大妇对侍妾的传统想法；她尊重许广平，也感谢许广平尊重她。在“五四”时期新、旧女性之间，这样的关系实在让人感动。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和丈夫移居北京后无法再得到娘家的精神支持，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怒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