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助理。可能有人会说，她在广州中山大学就曾出任鲁迅的助理，到了上海继续这份任务，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分别可大了。她在广州担任的是大学职务，她是个职业女性，但在上海，不管鲁迅在感情上和实务上如何依赖她，她始终只是鲁迅的太太，在社会上没有独立的身份，更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
像许广平这样的新女性和传统妇女最大的分别，是她们充分意识到人格独立包含的规范，而独立人格正是她们最珍惜的。许广平虽然不能重新做个职业妇女，但和鲁迅同居后，一直保留了三百元作为“应急钱”，并且公开告诉鲁迅和他的朋友，说假如两人关系破裂，她这三百元个人积蓄可以让她暂时维持生计，直到她再找到工作为止。微少的三百元，成了许广平维系“独立人格”的唯一法门。即使如此，却不能掩盖一个事实：作为新女性，她最终走上了一条本来做梦也没想过要走的路——做个新文化规范中的贤妻良母。
她与鲁迅从1925年相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前后不过十一年，而在感情上觉得安稳的日子不过三四年。鲁迅晚年身体不好，脾气更不好，让许广平压力不小。她丧夫时才三十七岁，但给人的感觉已是中年。
鲁迅死后，许广平独自肩负起家庭责任，不但要抚养体弱多病的儿子，也要支持在北平的婆婆和朱安。起初她还可以靠北新书局和友人每月付款给北平的家，但接下来北平沦陷，她自己在上海被捕，其后又四处奔走，几年无法接济在北平的鲁迅家人。到了1945年，她重新汇款到北平的时候，通胀已经非常可怕。在这里可以提供几个数字，说明当时的情况：鲁迅在1937年刚去世后，北平鲁迅家有鲁瑞和朱安两个人，每月五十元就可以维持了，鲁瑞在1939年的信中曾说到百物腾贵，举的例子是白菜一毛钱一斤。她可没法猜想往后的日子多么可怕。
1946年1月，婆婆鲁瑞已经去世，许广平在上海和北平多方筹借，给了朱安十九万法币，信中说希望够几个月的用度；到了同年10月，她又筹借了六十万给朱安；三个月后，她又得再筹九十万。到了1947年3月，朱安病重，她又筹款一百万汇到北平。她最后一次汇款给朱安的数字是两百万，那基本是为准备朱安的后事了。我们细看这些数字，款项的数目不断上升，能支撑的日子不断下降，这可不是局限于北平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象许广平面对的压力。
朱安对这样的压力有深切体会，在信中把医疗费和殓葬衣裳一一列明，因此我们得知当时到医院诊病要两万元，假如不能行动，要请医生外诊，费用是每次十万；朱安所置的十七件殓葬衣物总共要六十六万法币！关于殡葬的问题，朱安依循老规矩，许广平则相信要从简从俭，符合鲁迅说的“埋掉拉倒”，但她在朱安在生时没有反对死前置备殓衣的做法，反而在信中说“陆续做些衣服冲冲也好”，充分体谅老一代人，难怪朱安说“许先生懂得我的想法，肯支持我”。
财务不是唯一困扰许广平的问题，她还得维护丈夫的文化遗产。假如鲁迅的名气不那么大，又或者后来他没有一面被神化，一面被套进框架，许广平也许会有机会重拾自己的事业，开创她的个人世界。可是鲁迅不但名气大，而且文章充满战斗味，他死后数十年间，不管是哪一个政府执政，实际上对他都有戒心，许广平也就尽她一生的心力去维护他的精神遗产。她编选鲁迅作品，写作鲁迅回忆录，保卫鲁迅的文学地位；为了保住鲁迅的手稿和藏书，她在1941年日军进占上海时也不离开，结果被日军逮捕，监禁了两个半月，被严刑逼供。接下来国共内战，又是一番风雨。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府给许广平委派了不少头衔，充分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妇女运动的定位，这样的角色涂上了厚重的社会主义油彩。
“文化大革命”初年，鲁迅的部分手稿被当权者“调动”去了，许广平心急如焚。据她儿子周海婴说，这直接影响了她的心脏病。她在1968年去世，遗愿是把身体捐作医学实验之用，但政府对这位鲁迅遗孀另有安排，把她葬于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