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林徽音的抉择

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不是他心目中想象的那样一个人。

这是指徐志摩第一次追求林徽音，虽然他为此做出抛妻弃子之举，但结果还是没有成功。正因为林徽音选了梁思成，徐志摩失意之余，才会在1923年向陆小曼展开狂风暴雨式的追求。

1924年初夏，林徽音和梁思成一起到美国宾州大学留学，两人都选择念建筑。宾州大学建筑系当时不收女生，因此林徽音注册在美术学院，但修读的是建筑系的课，两人开始了大半生在做学问方面的伴侣关系。以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来看，假若两人的密切关系不是早得到双方家庭认同，他们不可能长期在外做伴。

1925年，林长民在军阀派系战斗中去世，身在宾州的林徽音很受打击，梁思成是她身边的支柱，地位更重要了。1927年，两人取得学位（林徽音拿的是美术学士，梁思成则是建筑硕士），一起在美国实习半年。1928年，两人在加拿大举行婚礼，然后到欧洲度蜜月，同年夏天回国，到沈阳东北大学上任。

至于徐志摩，1926年与陆小曼结婚，此举应该算是和过去的婚姻和恋爱作别了。可惜徐、陆二人的婚姻实在是一宗错误。1930年，徐志摩虽然家住上海，工作却在北京；刚好林徽音因肺病复发，住在北京香山休养。徐志摩困于第二段婚姻，苦恼之余，向已为人妻、为人母的林徽音展开第二次追求。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多少人把浪漫幻想托付在像徐志摩、林徽音这样的人物身上呢？大概无法胜数。浪漫情怀求的只是一份寄托，他们不一定想知道当事人复杂的感情世界，因此虽然林徽音和徐志摩分别嫁娶了，总有人盼望他们藕断丝连，甚至有流言说他们在1930年决定分别与配偶离婚，然后共偕连理。流言当然不讲究凭据，只说消息是当事人的至亲好友传出来的，至于“至亲好友”姓甚名谁，就不深究了。

其实徐志摩第二次追求林徽音，结果如何，不但显示在二人的现实生活中，也有文字记载。他还是没有成功。

1931年，梁思成离开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回到北京，与林徽音同时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让他们的家庭、事业和志向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人开始了对中华古建筑的实地考察。这样的伴侣关系，韧度远超于一般的夫妻。

同年，林徽音开始发表诗作，部分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出版。研究文学的人注意到诗，却可能忽视了古建筑在林徽音人生中的比重，造成视觉偏向。

正好徐志摩就在这一年去世。林徽音对徐思念最深的时候，应是他死后的一段日子。这时她的思绪很自然地掠过徐的种种缺点，只是回忆他的优点。尽管如此，她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在感情上的决定。她1932年元旦写给胡适的信就是最好的证据：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也就是我不够爱他的原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林徽音的儿子梁从诫回忆她当年的话，说徐志摩有两首诗是写给她的，第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偶然》，第二首是更有深度的《你去》（见文末附录），不论是前者说的“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还是后者说的“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都证明徐志摩很清楚林徽音的真正取向。

也许有人要说，林徽音“不够爱”徐志摩，证明她还是爱过他的；其实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否认。以她自己的话说：

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林徽音致胡适的信）

假如两个人追求她，她对一方毫无感觉，只是对另一方有感情，那根本就不用作“选择”了。

这位北京文化界昵称为“小姐”的新女性，为何选择做梁家“太太的客厅”的主人，而始终没选上浪漫诗人，不少徐氏传记都约略谈及。在下面一节，我们尝试站在像林徽音那样的新女性的角度来重看她的考虑。

择偶条件

未说新女性的择偶观点之前，我们不妨看看男性如何处理这个看来是“鱼与熊掌”的局面。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是众多徐氏传记中最扎实持平的一种，书中说到林徽音的婚姻选择，有如下论述：

徐家虽然颇有资财，但梁家也不愁生活。至于说到家声，无论在政治界或学术界，徐家是无可企及的。以人而论，徐志摩虽风度翩翩，但究竟比林徽音大了八年，在中国人眼中，就不如年纪相若的梁思成合适，志摩是个离过婚的人，在当日中国社会中，不免有白璧微瑕之讥。权衡轻重，林徽音自然知所选择。

上面这种讲求“匹配”的想法，在民初的中国社会还极有影响力，绝对不算不合时宜。但林徽音既然受了西方思想洗礼，对于男女相交相悦，难道真会心里放着算盘，打起财力、家势、名誉那样的“竹门木门”账吗？

其实女性理智地考虑婚姻问题，有几个关系到感情基础的先决条件，和上面引文所说的不